车子驶过坑洼的村路时,我正看着拍立得洗出来的速拍照片。
照片里,秀滩村的滩涂地被圈起了大半,一个腆着肚子的中年男人叉着腰站在界碑旁,唾沫横飞地指着几个蹲在地上的老人骂,那是村长王德发。
“王村长又在为难我们的人了?”
我抬头问副驾上的律师小陈。
小陈推了推眼镜:“何止。上周有户人家想在滩涂边搭个棚子放渔具,他直接让人把木头全劈了,说那是‘集体资产’。还有村民投诉他把上面拨的防汛款拿去给儿子买了车,证据倒是有,就是没人敢递上去。”
我笑了笑,把手机揣回兜里。
这种角色,在我眼里和棋盘上的卒子没区别。
普通人怕他,是因为他把那点权力攥得死死的,村里的公章在他抽屉里锁着,镇上来的文件得经他手才肯往下传,连广播喇叭都成了他训人的专属工具。
可他忘了,再横的土霸王,也架不住上头有人轻轻踩一脚。
“让之前联系的那几个村民准备好材料,明天上午去镇纪委门口等着。”
我对小陈说。
“你陪他们去,就说是‘路过’时遇上的,顺手帮着整理了材料。”
小陈点头应下,又补充道:“我已经联系了市报的一个记者朋友,他对基层贪腐的题材很感兴趣,明天会‘恰巧’也在镇政府附近采访。”
这就是普通人最缺的东西——哪怕手里攥着真相,也找不到递出去的门路。
王德发在秀滩村当了十五年村长,早就把上下关系织成了网,村民去镇上反映情况,转头就会被他知道,轻则被刁难,重则家里的菜地可能连夜被“野猪”拱了。
可对我来说,这些网就像纸糊的,找个稍微有点分量的人点一句“秀滩村好像有点不稳定”,自然有人会顺着话头查下去。
第二天下午,消息就传了回来。
王德发被镇纪委的人带走时,正在村头的小卖部里跟人打牌,据说他看到穿制服的人进来,手里的牌撒了一地,嘴里还嘟囔着“我侄子在县里……”
没人在乎他侄子是谁。
这种级别的角色,根本够不上“后台”二字。
他那些不干净的事,就像晒在滩涂上的咸鱼,稍微有点风就会发臭——挪用公款的流水、虚报的青苗补偿名单、甚至还有他强占别人家宅基地时写的“白条”,小陈整理材料时,光证据就塞满了三个档案袋。
其实这些都不算事,很多地方,很多村官,特别是老派的旧式村官,基本上都在这么干。只不过有的人干得天衣无缝,有的人是一屁股的米田共,经不起查。
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经不起查。
只要用上了放大镜,在基层工作又怎么可能一点问题没有?我想要收拾一个普通村官,有那么难吗?更重要的是,这是揪住问题不放,不是无中生有,不是造谣生事。
许半夏拿这件事没办法,一是她太善良了,只是单纯的会做生意,不精通这些旁门左道。
二来呢,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没进化到知法,懂法,利用法的地步。
人们更多的是讲关系,卖人情。
因此很多用法律解决的事,往往搁后头才想起来。
现在好了,事情解决了。
村民们一开始还不敢信,直到看到王德发家的大门被贴上了封条,才敢聚在村口议论。
有个被他欺负过的老汉蹲在地上哭,说等这一天等了十年。
新任的村长是村里的老会计,姓李,之前一直被王德发压着,见了我时腰都快弯成了弓。
“刘老板,您放心,”他递过来一杯热茶,手还在微微发抖:“滩涂地的手续我已经让人重新理了,下周就能把批文送过去。您说的招工的事,我这就去挨家挨户统计,保证优先村里的人。”
我接过茶杯,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
其实我和他没什么交情,但钱和承诺就是最好的粘合剂。
许半夏要在这里建一个大型堆场,需要村里配合。
他刚上位,需要实绩站稳脚跟,我们的需求恰好对上了。
“李村长,”我呷了口茶:“堆场建起来,这只是一开始的,等我,们公司经营大了,赚到足够的钱了,食堂、保安、搬运工,这都是要有的,我们会考虑优先招本村人。等一 以后盈利了,我们还要给村里修条水泥路,到时,幼儿园,小学班,老年活动中心,有会慢慢建起来的。我们发了财,绝对会富裕地方,不会让村子里难过的。”
他眼睛亮了起来,连声道谢。
旁边的村民们听到这话,脸上的拘谨也散了,开始七嘴八舌地问起招工的条件。
三天后,秀滩村的滩涂地上响起了推土机的轰鸣。
我站在临时搭建的工棚前,看着工人们平整土地,远处有几个村民正帮着搬运钢筋,其中就有之前被王德发劈了渔具棚的那户人家的儿子。
小陈走过来递给我一份文件:“王德发的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涉案金额不大,但数罪并罚,够他坐几年的。他家里那套在镇上买的房子,也被查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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