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查工作的圆满成功，像一阵春风，吹散了科里连日来的紧张气氛。连窗外聒噪的知了都仿佛变得悦耳了些。刘建军难得地让内勤去买了些时令水果和不错的零食，下午上班时分发给大家，办公室里一时间其乐融融，言谈间洋溢着一种共渡难关后的集体荣誉感和松弛感。刘建军和钱前进再次对全体人员在迎检期间的辛勤付出表示了感谢，刘建军还特意拍了拍凌云的肩膀，当着众人的面，声音洪亮地说：“这次督查，凌云同志表现非常突出，关键时刻顶得住、靠得住，业务熟练，心细如发，给咱们科立了大功！值得大家学习！”
阳光透过明净的窗户，斑驳地照在凌云的身上，暖洋洋的。听着领导毫不吝啬的肯定和身边孙磊、张大哥等人真诚的祝贺，他内心充盈着一种付出得到回报的踏实感和巨大的愉悦。他脸上微微发热，一如既往地谦逊回应：“谢谢科长，谢谢钱副科长，都是领导指导有方，大家共同准备的成果，我只是比较熟悉资料位置而已。”他将功劳归于领导和集体，姿态放得很低，眼神诚恳。
然而，并非所有的角落都沐浴在这片和煦的阳光之下。办公室靠西侧的角落，气氛就显得格外凝滞和冷清，与整体的欢快格格不入。王鹏、李娟、赵强这三位同样身为劳务派遣的同事，投来的目光复杂得多，充满了强烈的嫉妒、不甘和一种“凭什么是你”的愤懑，仿佛凌云的成功不是科室的荣誉，而是对他们个人的一种冒犯。
王鹏把吃剩的苹果核狠狠扔进垃圾桶，动作幅度很大，带着一股毫不掩饰的戾气。他斜眼看着被领导夸奖、被几个老同志善意打趣的凌云，扭过头对李娟和赵强压低声音嗤笑道：“妈的，真是风头出尽了。一个劳务派遣，比咱们还能显摆，显得咱们多废物似的。”他的嫉妒里带着一种同为“关系户”却有人“叛变”向上爬、破坏了某种“默契”的恼怒。事实上，能进到这里做劳务派遣的，谁家没托过一点关系？王鹏的舅舅在某个富裕乡镇当个有点实权的小领导，李娟的家里是找了财政局一个远亲科长打的招呼，赵强则和局里某个虽然退二线但余威尚存的老科长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大家都心照不宣，但在他们看来，凌云家那个只是在县城做海鲜批发生意、似乎没什么体制内硬扎背景的关系，显然是最“弱”最“土”、最上不得台面的。
李娟撇撇嘴，用笔帽一下下地戳着桌面，发出轻微的哒哒声，语气酸溜溜的：“显摆呗。‘海产’家的就是能折腾，估计是把领导当大客户给哄高兴了呗？瞧那点头哈腰的样儿。”他们刻意忽略凌云连续多日加班至深夜整理资料的辛苦，选择性地将他取得的成绩归因于“会来事”、“拍马屁”。
赵强阴恻恻地补充，抛出了他们用以寻求心理平衡、屡试不爽的“论据”：“哼，听说那国外的本科，就是个野鸡大学，给钱就能上，门槛比国内三本还低，纯粹就是混个文凭罢了。还真以为自己是喝过洋墨水的‘人才’了？说的那些词儿唬谁呢？”他们将凌云那段其实也是正经教育部认证的海外院校经历刻意贬低为“野鸡大学”、“水货文凭”，以此彻底否定他可能存在的任何能力优势，维系自己那可悲的优越感。
王鹏像是终于找到了最能侮辱人、也最能安抚自己内心的角度，咧嘴一笑，恶毒地总结道：“合着就是个‘海产’贩子家的，花了点钱混了个‘注水’文凭，再托了最不顶用的关系塞进来的‘水货留学生’呗？怪不得这么拼命‘捞’，表现欲这么强，跟他家海鲜摊上那些缺氧了拼命蹦跶想让人捞走的虾似的，就想着被领导挑走呗？”
“海产”和“水货留学生”这两个极具侮辱性和贬低性的标签，瞬间在他们三人的小圈子里得到了高度认同并迅速固化下来。它们恶毒地将凌云的“出身”（家庭背景）、“来路”（关系户+学历水分）和“急于表现”捆绑在一起，仿佛这样就能把他们之间境遇不同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凌云使用了更“低级”却更“卖力”的外部手段，而不是他们自身的能力差距和工作态度。这种扭曲的逻辑让他们获得了短暂的心理平衡。
陈颖坐在稍远一点的工位，同样是劳务派遣，她听着这些话，心里更不是滋味，像堵了一团湿棉花。她既害怕成为王鹏他们下一个攻击的对象，又对凌云的处境有一丝微弱的同情，但更多的是一种复杂的庆幸和潜藏的焦虑——幸好出风头挨骂的不是自己，但凌云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隐隐照出了她的平庸和安于现状，这让她感到不安。
凌云不是傻子，感官也很敏锐。那些毫不掩饰的、带着冰碴子的鄙夷目光，那些刻意压低却总能飘过来几个关键词的议论，“海产”、“关系户”、“水货”、“显摆”、“蹦跶”……像无数细密的冰冷针尖，攒刺着他的后背，让他如芒在背。他心里先是猛地一沉，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了心脏，堵得慌，喘不过气。愤怒、委屈、还有一种被同为“天涯沦落人”背刺的深深凉意，交织在一起，让他喉咙发紧。大家明明都是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渠道进来的，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分，为什么他拼尽全力做出成绩了，非但没有得到同为派遣人员的祝贺，反而要承受来自自己人最恶意的揣测和最卑劣的诋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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