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建德二年（公元573年）的长安，梧桐叶在初秋的风里簌簌飘落，铺满了大司马杨坚府邸的青石甬道。十六岁的杨丽华身着翟衣，头戴金步摇，在侍女的搀扶下缓步走出内堂，迎向前来迎亲的太子仪仗。彼时的她尚不知，这场由北周武帝宇文邕亲自指婚的婚事，将把她的一生与两个王朝的兴衰紧紧捆绑，成为权力棋局中一枚身不由己的棋子。
杨丽华的父亲杨坚，是北周开国元勋杨忠之子，凭借军功封随国公，手握重兵；母亲独孤伽罗，则是鲜卑贵族独孤信的第七女，与北周皇室有着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这样的家世，注定了杨丽华无法拥有寻常女子的婚嫁自由。武帝选中她为太子宇文赟的太子妃，既有拉拢杨坚势力、稳固储君地位的考量，也暗含着对这位功高震主的权臣的暗中制衡。
大婚当日，长安城内万人空巷。太子宇文赟骑着高头大马，身着绛红色朝服，腰间悬挂玉剑，面容俊朗却带着几分少年人的桀骜。当他牵着杨丽华的手踏上太极殿的丹陛，接受百官朝贺时，杨丽华清晰地感受到身旁少年掌心的微凉——那不是紧张，而是一种漫不经心的疏离。她低下头，看着裙摆上绣着的鸾鸟图案，默默告诉自己：从今往后，她是北周太子妃，需恪守妇道，为家族、为夫君维系好这份关乎权力的婚姻。
东宫的生活，远比杨丽华想象中复杂。太子宇文赟自幼被武帝严苛管教，性格乖戾叛逆，对父亲安排的婚事本就心存抵触。新婚之夜后，他常常流连于东宫的歌舞坊，或是与亲信侍卫纵马打猎，对杨丽华始终保持着礼貌却冷淡的距离。杨丽华从不抱怨，每日清晨准时到太子宫的内殿晨昏定省，将东宫的内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她亲自监督宫人缝制冬衣，为宇文赟准备合口味的膳食，甚至在他醉酒晚归时，守在殿外备好醒酒汤。
这份温顺与隐忍，渐渐打动了宇文赟。一次，宇文赟因酒后失言被武帝责罚，禁足东宫三月。那段日子里，杨丽华每日陪伴在他身边，为他研墨铺纸，陪他诵读史书，偶尔还会弹一曲《清心引》，缓解他的烦躁。宇文赟看着灯下女子安静的侧脸，忽然握住她的手说：“丽华，唯有你待我真心。”那一刻，杨丽华心中涌起一丝暖意，她以为，这场始于权力的婚姻，或许能开出真情的花。
然而，这样的温情并未持续太久。武帝宇文邕病逝后，宇文赟即位，是为北周宣帝。登基后的宇文赟仿佛挣脱了枷锁，彻底暴露了荒淫残暴的本性。他无视礼法，在服丧期间便广选美女充实后宫，甚至将武帝的妃嫔也纳为己有。杨丽华虽被册封为皇后，却发现自己要与四位女子共享夫君——宣帝一口气册封了五位皇后，分别是天元大皇后杨丽华、天大皇后朱满月、天中大皇后陈月仪、天左大皇后尉迟炽繁、天右大皇后元乐尚。
五位皇后并立，在历史上堪称奇闻。每次朝会，五位皇后身着同样规格的朝服，并排站在宣帝身侧，接受百官朝拜。杨丽华作为正宫皇后，始终保持着端庄得体，从不与其他皇后争风吃醋。她知道，自己的地位不仅关乎个人荣辱，更维系着杨家的安危。父亲杨坚此时已晋升为上柱国、大司马，权势日盛，宣帝对他猜忌渐深，多次借故试探。杨丽华必须谨言慎行，成为缓和君臣矛盾的缓冲带。
宣帝对杨丽华的“顺从”既满意又不满。他曾故意在宴会上刁难她，命她为宠妃献舞，杨丽华以“皇后之尊，不可轻舞”为由婉拒。宣帝勃然大怒，当场下令将她打入冷宫，扬言要废黜其皇后之位。宫人吓得瑟瑟发抖，劝杨丽华服软求饶，她却神色平静地说：“妾身为皇后，当守礼仪，岂能因陛下一时之怒而失却体统？”
消息传到杨家，独孤伽罗心急如焚，亲自入宫跪在宣帝面前请罪，额头磕得鲜血直流。宣帝见独孤伽罗如此，又念及杨丽华平日并无过错，且杨坚手握兵权，不宜过分逼迫，最终才赦免了杨丽华，将她接出冷宫。经此一事，杨丽华更加清楚，自己的命运始终与家族、与皇权紧密相连，所谓的“皇后之尊”，不过是权力博弈中的一层薄纱。
大成元年（公元579年），宣帝宇文赟登基仅一年，便厌倦了朝政的繁琐，不顾群臣反对，执意将皇位传给年仅七岁的太子宇文阐（杨丽华所生之子），自称“天元皇帝”，退居后宫享乐。宇文阐即位，是为北周静帝，尊杨丽华为皇太后，由杨坚等人辅政。
此时的宣帝沉迷酒色，身体日渐衰弱，却愈发猜忌杨坚。他曾召杨坚入宫，暗中嘱咐侍卫：“若杨坚神色有异，立即斩杀。”杨坚入宫后，深知此行凶险，始终面色平静，言行举止毫无破绽，才得以全身而退。杨丽华得知此事后，彻夜难眠。她既担心父亲的安危，又忧虑年幼的儿子能否坐稳皇位——宣帝的猜忌、宗室的觊觎、朝臣的野心，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整个北周王朝笼罩在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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