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唐走后，茶室里的光线越发柔和，夕阳的金辉透过葡萄藤的缝隙，在桌面上投下晃动的光斑。我们几个端着茶杯，一时都没说话，心里还萦绕着他讲的那些故事，像是泡在茶里的茶叶，沉沉浮浮，滋味悠长。
老张率先打破沉默，用手指敲了敲桌面（带着些感慨）：“说真的，老唐这族爷，我越想越觉得不简单。你想啊，从战场上九死一生回来，又经历了那么多波折，换作一般人，早就心灰意冷，只顾着自己过安稳日子了。可他倒好，还能把全村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尤其对孩子们，那真是掏心掏肺。”
小李点头附和：“可不是嘛，就说那个考清华的孩子，复读四年，换作谁家老人，可能都觉得‘这孩子太犟，不值得’，但老支书愣是咬牙支持。这种魄力和耐心，现在真少见。”
我抿了口陈皮火龙果茶，那清甜的味道里似乎多了些沉甸甸的东西：“我最触动的是他把军功奖状绑在腰上那段。那不仅仅是护身，更是一种对信念的坚守吧？就算被冤枉，被批斗，他心里那点对国家、对荣誉的敬畏，从来没丢过。”
小王忽然笑了笑（眼神里带着点向往）：“说起来，我小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村有个老猎户，无儿无女，脾气古怪，但每次我放学晚了，他总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坐着，见我来了，就从怀里掏出个烤得焦香的野兔腿塞给我。那时候不懂，现在才明白，有些人的好，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
“对，就像老唐说的，饿了去族爷家找鸡蛋煎着吃。”老张接话道，“这种不带任何功利心的照顾，才最让人记一辈子。”
正说着，远处传来一阵自行车铃声，清脆地穿过暮色。我们抬头望去，只见一个中年男人推着自行车朝茶室走来，车后座绑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他走到离我们不远的桌子旁坐下，从包里拿出个搪瓷缸，冲了杯浓茶，咕咚咕咚喝了两口（脸上带着赶路的疲惫，却透着股精神劲儿）。
许是听到我们聊起乡村旧事，他侧过头朝我们笑了笑：“几位老哥是在聊老家的事？听着就亲切。”
老张热情地招呼：“是啊，刚听一位老乡讲了些村里老辈人的故事。你也是从乡下出来的？”
“可不是嘛，”中年男人擦了擦额头的汗，“我老家在山那边的李家庄，离这儿几百里地。今天来城里办事，顺道在这儿歇口气。”他指了指自己的搪瓷缸，“还是喝不惯城里的茶，总觉得不如家里的粗茶有味道。”
“那你可来对了，”小王笑着说，“我们刚听了个特别感人的故事，是关于一位老支书的，当年在村里帮了不少孩子读书，还……”
他话没说完，中年男人眼睛一亮（猛地坐直了身子）：“老支书？帮孩子读书？你们说的是不是唐姓的老支书？是不是当年在朝鲜战场待过，腰上缠过军功奖状？”
我们几个都愣住了，老张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难道你认识？”
中年男人激动地拍了下大腿（声音都有些发颤）：“何止认识！那是我亲大伯啊！就是老唐说的那位族爷！我小时候经常听我爹念叨他的事，说他这辈子没享过福，净为别人操心了。”
这可真是太巧了，我们几个又惊又喜，连忙让他坐下，小李还给他续了些热水：“快说说，你大伯还有啥故事？我们刚才听老唐讲了不少，正觉得没听够呢。”
中年男人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大口，平复了下情绪（眼神里泛起怀念的光）：“我大伯啊，这辈子干的好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就说他当村支书那阵子吧，村里的路全是泥路，一到下雨天就没法走，孩子们上学得光着脚踩泥坑，深一脚浅一脚的，好多孩子因此耽误了课。我大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当时的场景（手指无意识地在桌面上画着）：“那时候村里穷，没钱修路。他就自己带着工具，每天天不亮就去修路，挖石头、填泥土，一个人干得满头大汗。村里人看他年纪大了还这么拼，都不好意思了，纷纷拿着工具来帮忙。他就给大家鼓劲：‘路修好了，孩子们上学方便，将来走出大山，咱村才有盼头！’”
“就靠全村人一锄头一铲子，硬是把村里的路修得平平整整。我现在还记得，路修好那天，孩子们在上面跑着跳着，比过年还高兴。”中年男人笑着说，眼里满是温暖的回忆。
老张感慨道：“这才是真正为村民办实事啊！不像现在有些干部，就知道喊口号。”
“可不是嘛。”中年男人点点头，“他不光修路，还在村里办起了夜校。那时候好多村民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出去办事处处碰壁。我大伯就把自己家的堂屋腾出来，白天种地，晚上就教大家认字、算账。他自己的文化也是在部队学的，教起人来特别有耐心，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一笔一划地写。”
他说起夜校的事，语气里带着些自豪（嘴角微微上扬）：“我娘就是在夜校认识的字，后来还能给在外打工的我爹写信呢。那时候夜校可热闹了，屋里坐不下，就把桌子搬到院子里，点上煤油灯，黑压压一片人，跟着我大伯念‘人、口、手’，那声音，能传到半里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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