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叛乱，瞬间改变了西南的格局。张献忠若与沙定洲勾结，后果不堪设想。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陆铮身上。是分兵救云南？还是按原计划全力攻四川？
陆铮站在舆图前，目光在四川与云南之间来回巡视，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压力如山，但他眼神中的光芒却愈发锐利。
良久，他猛地一拍地图，决然道：“传令全军，按原定计划，三日后，兵发夔州！入川平贼！”
陆铮环视众将，声音沉稳而有力：“云南之乱，固然可虑，然根子在四川！只要我军能速克张献忠，光复川中，则沙定洲孤掌难鸣，惶惶不可终日！
届时，或可传檄而定！若此时分兵，则两头落空，正中贼寇下怀！”
残月再次升起，清冷的光辉照耀着汉江两岸连绵的军营。
陆铮知道，这是一场豪赌，他将所有的筹码都压在了四川战场。
前路是三峡天险，是狡诈残暴的张献忠，是充满未知的川中地形，还有身后朝堂那永不熄灭的猜忌之火。
但他的步伐没有丝毫犹豫。大军如蓄势已久的洪流，即将冲向那决定国运的峡江之门。
陆铮的决心已定，大军如臂使指，开始向夔州方向压迫。
忠武军主力在曹变蛟的率领下，作为先锋，沿汉水西进，一路清扫张献忠布置在鄂西山区的零星据点，兵锋直指川东门户。
与此同时，来自江南的粮草军械，在林汝元的高效调度下，正通过长江水道，源源不断地运抵夷陵（今宜昌），建立起稳固的前进基地。
然而，就在陆铮准备亲率中军离开兴安，前往前线督战时，一封来自京城的六百里加急密报，让他不得不再次停下了脚步。
密报并非来自朝廷通政司，而是通过锦衣卫最隐秘的渠道送达，落款是他在京中的核心盟友之一。
信中的内容让陆铮的眉头深深锁起：朝中反对派并未因朝廷同意入川而偃旗息鼓，反而因其“拒援云南”的决策（尽管陆铮并未公开表态。
但其按兵不动、专注四川的动向已被反对派解读为“坐视云南沦陷”）而掀起了新一轮的猛烈攻讦。
更关键的是，他们似乎说动了周太后身边那位极具影响力的老太监，使其进言，认为陆铮“权欲熏心，只顾扩张己功，罔顾社稷安危”。
甚至隐隐提出了“若陆铮入川后，与张献忠形成对峙，或甚至……养寇自重，又当如何？”的可怕猜测。
这背后，显然有江南那些因新政利益受损的官僚和勋贵们在暗中推波助澜。
他们无法在战场上击败陆铮，便选择在政治上下手，试图在他最关键的时刻，从背后勒紧绞索。
“督师，京城……情况不妙。”随军的锦衣卫同知压低声音，脸色凝重，“据说，太后已有意派遣监军，前往四川前线……”
“监军？”陆铮眼中寒光一闪。他太明白这些太监监军的破坏力了，明朝中后期多少良将栽在这些阉人手里。
若真派来个不懂军事、只知争权夺利、胡乱指挥的监军，入川之战必将平添无数变数，甚至可能功败垂成。
此刻，他面临着比军事进攻更紧迫的政治危机。他必须稳住京城，至少，要在他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确保后方不会起火。
“拟两份密信。”陆铮沉吟片刻，快速下令，“第一封，给内阁李阁老。陈明利害，云南之乱，根在四川，若分兵必致两失。
请他务必在朝中周旋，拖延监军之议。告知他，我军已与秦良玉取得联络，东西夹击之势已成，破贼有望，万不可于此时自乱阵脚。”
“第二封，”陆铮顿了顿，语气更沉，“给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承恩送去。” 这位王之心，并非周太后身边那位，而是在宫内另一股势力的代表，与陆铮早有暗中往来，也收受过林汝元从江南转来的不少“孝敬”。
“告诉他，若能设法延缓或阻止监军南下，待本督平定四川，必有厚报。
另外，让他想办法，给太后身边那位多吹吹‘忠君体国’的风，提醒他，别忘了魏忠贤的前车之鉴！”
这是赤裸裸的政治交易和威胁，但在此刻，别无他法。陆铮必须利用一切能利用的力量，在紫禁城的权力棋局上落子。
处理完这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陆铮才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军事。
他深知，打破一切质疑和阴谋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场干净利落的大胜。
“曹变蛟部到何处了？”他问。
“回督师，曹将军前锋已抵达巫山县外围，正在清扫张献忠布置在江北的营垒。
但南岸夔州城（奉节）倚山临江，城防坚固，贼将张能奇（张献忠义子）率重兵把守，我军缺乏水师，强攻难度极大。”
陆铮走到沙盘前，凝视着那标志性的夔门天险。瞿塘峡口，夔门如锁，长江在此变得狭窄湍急，两岸峭壁千仞，易守难攻。
张献忠在此经营日久，沿江修筑了无数堡垒炮台，控扼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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