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院作为国家最高典籍管理机构，其人员的选拔，尤其是能够进入核心区域秘阁者，素以严格着称。
理论上，需满足以下条件。
出身清白的“正途”。首选科举进士及第者，尤其是那些在经学、史学、小学上有专长的新科进士。其次则是门荫入仕，但家世必须清白，父祖多为文官清流，且本人需通过相应的经义考试。
严谨的背景审查。由吏部牵头，会同翰林院、甚至可能秘密涉及皇城司，对候选人的家世、品行、师承、社交往来进行全面核查，确保其政治上可靠，无不良记录。
特殊的荐举保任。很多时候，进入崇文院尤其是秘阁需要朝廷重臣或院中资深学士的荐举担保。被荐举者若出现问题，荐举人需承担连带责任。
这套流程看似天衣无缝，确保了秘阁人员的“纯洁性”。然而，在北宋末年吏治渐趋腐败的大环境下，再严格的制度也会出现裂缝。
“恩荫”的滥用，一些高官显贵子弟，即便才学平平，亦可凭借父祖恩荫，占据秘阁中的一些闲散职位，将其作为跳板，镀金以待日后升迁。这些“衙内”往往尸位素餐，却无人敢管。
“荐举”的变质，荐举制度逐渐沦为权钱交易、结党营私的工具。蔡京、童贯等权臣，常将心腹或需要安置、保护的人员，通过其控制的官员进行“荐举”，塞入崇文院这类“清贵”之地，既避人耳目，又便于掌控。
审查的漏洞，背景审查在各方势力的干预下，往往流于形式。只要打点到位，或有足够分量的靠山，一些“小问题”很容易被掩盖过去。
荣安自己能如此“顺利”地调入，凭借的是晏执礼在背后运作，至于他是打通了哪些环节，就非她所能知了。
秘阁的日常运作，遵循着一套古老而刻板的程式，但在平静的表面下，暗流汹涌。
森严的等级与分工。顶层以直学士文彦博为代表，是精神领袖，但通常不直接处理具体事务。核心管理层以神秘的沈秘书郎为首，下设数名资深的校书郎，他们负责制定整理计划、分配任务、审核校勘成果，并掌握着秘阁内部部分区域的钥匙和权限。执行层正字如荣安新任职位、楷书等低阶文官，他们是校勘工作的主力，直接接触典籍。辅助层：大量的书吏、装潢匠、库丁、以及隶属禁军的守卫。这些人地位低下，却是维持秘阁运转不可或缺的螺丝钉，也往往是最容易被打通关节的环节。
日常工作就是每日点卯之后，各员按分配进入指定区域，通常数人一组，互相监督，领取需要校勘的典籍。工作内容主要是对照不同版本，逐字逐句校订讹误，并用特定的朱笔在一旁标注。过程中严禁交谈、严禁损毁典籍、严禁私自夹带、严禁进入非授权区域。下班前，需将校勘成果和所有典籍交回，经核查无误后方可离开。规矩繁琐，气氛压抑。
在这看似与世无争的象牙塔内，腐败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着。
比如秘阁中藏有大量前朝实录、官员档案、乃至一些涉及宫廷秘辛、边关军情的禁书。某些人员会将这些敏感信息偷偷抄录，贩卖给外界需要的人，如好奇的官员、谋求政治黑料的政敌、甚至可能包括金国细作。
还有珍贵的古籍、字画、孤本，是某些权贵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猎物。内外勾结，利用管理漏洞，以赝品调包真迹，或直接盗窃，在黑市上牟取暴利。
甚至还能根据某些特定客户的需求，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查找、篡改甚至伪造某些历史记录或文件，为政治斗争服务。
至于掌握钥匙和权限的管理层，可以利用职权，限制或允许某些人接触特定典籍，以此进行利益交换。
置身于这样一个看似平静、实则暗藏无数秘密与肮脏交易的地方，荣安反复揣摩着晏执礼将她塞进来的真正目的。
可能性一，监视特定人物或派系。秘阁中可能隐藏着某位需要严密监控的重要人物，或许是其他势力安插的更深层的棋子，或许是童贯、蔡京的人，或许是其他敌对势力如太子党、后党的关键信息中转站。晏执礼需要一双不被怀疑的“眼睛”近距离盯防。
可能性二，寻找特定文件或证据。这与朱勔案、朝堂贪腐网络，甚至皇帝关心的“朝中与北边暗通款曲”之事密切相关。秘阁中可能藏有记录着关键交易、人员名单、乃至通敌信函的原始档案或副本。晏执礼自己不便明目张胆地搜查，需要借助她这个“新人”的身份和“校勘”之便，在故纸堆中大海捞针。
可能性三，保护或接应某人。秘阁中可能有一位需要保护的“自己人”，或者一位即将被灭口、需要提前转移的知情人。她的任务可能是确保其安全，或协助其传递信息。
可能性四，双重甚至多重试探。这或许本身就是晏执礼或其背后皇帝对她的一次终极考验。将她投入这个复杂环境，观察她的反应、能力、以及最终倒向哪一方。同时，也可能是在利用她，来搅动秘阁这潭深水，引蛇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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