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发生的事，更像温水煮青蛙。先是报纸，汉斯印了十几年的《柏林人民报》，突然来了几个穿黑制服的人，拿着一张“新闻审查清单”，说以后所有文章都要先经过他们审核。之前常登的民生评论没了，批评政府政策的报道没了，连天气预报后面都要加一句“在元首的领导下，德国的明天会更晴朗”。有次汉斯不小心把一篇没审核的短文印了出去，当天就被带到警察局训话，老板还被迫交了一大笔“罚款”。从那以后，汉斯再拿到稿子，连多看一眼都不敢，只机械地按要求排版——他告诉自己：“我就是个印刷工，做好本职工作就行。”
然后是教育。汉斯的女儿莉莉上小学二年级，有天放学回来，抱着旧课本噘嘴说：“老师说这些书不能用了，明天要发新课本。”新课本拿回来，汉斯翻了几页，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原来讲童话的地方，换成了希特勒的照片；原来教算术的例题，变成了“一个冲锋队队员能缴获5支敌人的枪，10个冲锋队队员能缴获多少支”；甚至画画课，老师都要求必须画“元首和可爱的德国儿童”。莉莉问他：“爸爸，为什么不能画小兔子了呀？”汉斯摸了摸女儿的头，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含糊地说：“听老师的话就好。”他不是不想反驳，是不敢——他怕老师给女儿穿小鞋，怕学校把他当成“不配合的家长”，更怕那句常从邻居嘴里听到的话：“连孩子的教育都要挑三拣四，你是不是不爱国？”
慢慢的，街上的“不一样”越来越少。曾经开在街角的犹太面包店，门上贴了“禁止犹太人入内”的牌子，后来干脆关了门；曾经在广场上卖唱的艺人，再也不敢唱那些带点批判意味的民谣，只敢唱歌颂纳粹的歌曲；甚至邻居们聊天，话题也越来越窄，除了“元首的英明决策”“德国的伟大未来”，剩下的只有家长里短——谁要是不小心提了句“最近物价涨得有点快”，立刻就会有人打断：“别瞎说，元首正在想办法，我们要相信他。”
汉斯也变了。他不再去酒馆，因为怕听到不该听的话；他不再和工友聊政治，哪怕对方只是抱怨一句工资低；有次妻子说“隔壁的犹太老太太好像好几天没出门了”，他赶紧捂住妻子的嘴，压低声音说：“别问，别管，小心被人听见。”他还记得自己年轻时，曾和卡尔一起在广场上举着标语，要求“更多的自由”，可现在，他连“自由”两个字都不敢轻易说出口。他有时候会在深夜里醒过来，看着窗外漆黑的街道，想起卡尔消失前的最后一个笑容，心里会涌起一阵愧疚，可很快又被“我也是没办法”的念头压下去——他安慰自己：“大家不都这样吗？只要我不惹事，日子总能过下去。”
你看，权力蚕食自由，从来都不是大张旗鼓的“推翻”，而是一点点的“修改”和“试探”。它先借着一个“正当”的理由，拿走你一小部分权利，比如“为了安全，暂时限制集会”；然后再借着“大家都同意”的名义，拿走更多，比如“为了统一思想，修改教科书”；等你发现不对劲的时候，才惊觉自己已经站在悬崖边上——可这时候，你要么已经习惯了顺从，要么因为害怕，不敢再往前踏一步。
就像盖世太保的运作方式，它从来不是一开始就大规模抓人，而是先找几个“典型”，公开审判，让所有人都看到“反抗的下场”；然后鼓励人们“举报可疑分子”，邻居举报邻居，同事举报同事，甚至家人举报家人——不是因为大家都坏，是因为每个人都怕“被别人举报”，所以先选择“举报别人”。汉斯就听说过，楼下的铁匠因为没举报“说元首坏话”的顾客，自己也被抓了进去。从那以后，汉斯走在街上，总觉得背后有人盯着，连咳嗽都要压低声音。
“沉默不是金，而是权力最好的润滑剂。”这句话，汉斯后来在一本偷偷藏起来的旧书里看到过，那时候他才明白，自己和那些“沉默的邻居”，其实都是在给权力的机器添油。你以为自己只是“少说一句话”“少管一件事”，可千千万万个“少一点”加起来，就成了权力肆意扩张的温床。就像国会大厦的大火，一开始只是一点火星，可因为没人及时扑灭，最后烧光了整个民主的建筑。
现在回头看这段历史，我们最该警惕的，不是那些“明目张胆的恶”，而是那些“不知不觉的妥协”。汉斯不是天生的坏人，他只是个想好好过日子的普通人，可他每一次“算了，别惹事”的退让，每一次“别人都这样，我也没办法”的自我安慰，都在慢慢丧失自己的底线。就像我们现在，有时候看到不公的事，会想“反正跟我没关系”；看到错误的言论，会想“说了也没用，还得罪人”；看到别人都在跟风，会想“我不跟着，会不会被排挤”——这些想法，和当年汉斯的犹豫，其实没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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