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洛阳，这座位于天下之中、曾经作为东周王畿的古城，以其特有的、混合着历史沧桑与市井繁华的气息，迎来了它新的、也是最为显赫的居住者——文信侯吕不韦。
初抵洛阳，表面上看，吕不韦似乎确实过上了嬴政诏书中所谓“颐养天年”的生活。他的文信侯府邸，坐落于洛阳城最繁华的地段，虽不及咸阳相府那般极尽工巧、象征着无上权柄，却也占地广阔，亭台楼阁，雕梁画栋，极尽奢华之能事。十万户的食邑，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财富流入府库，足以支撑他维持着钟鸣鼎食、仆从如云的豪奢排场。
当地的官吏，从郡守到县令，表面上对这位失势的侯爷依旧保持着足够的恭敬。逢年过节，礼品问候必不可少；路上相遇，必定下车行礼，口称“君侯”。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吕不韦的爵位仍在，谁也不敢公然怠慢。这种表面的尊崇，像是一层华美的锦缎，暂时遮盖了内里的不堪与落魄。
然而，在这看似安逸、富足的暮年生活背后，吕不韦的内心，却如同一口深不见底的古井，充满了难以言说的不安、失落和一种刻骨铭心的惶恐。
他无法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清闲”。往日在咸阳，他清晨即起，处理如山般的政务，接见络绎不绝的官员门客，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种日理万机、一言可决他人生死命运的感觉，早已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如今，这一切骤然消失，只剩下大把大把无所事事的时光，和一座空旷得令人心慌的府邸。
寂寞，如同无声的毒药，日夜侵蚀着他的灵魂。
为了排遣这噬人的寂寞，也或许，是内心深处那点不甘寂寞的政治本能尚未完全泯灭，吕不韦做出了一个在外人看来颇为“不识时务”，甚至有些危险的举动——他重新开始广招门客。
他以文信侯的名义，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前来投奔。很快，原本冷清的侯府，再次变得“热闹”起来。来自山东六国的士子、怀才不遇的文人、身怀异术的方士、甚至一些鸡鸣狗盗之徒，纷纷汇聚到他的门下。鼎盛时期，门下的舍人食客，竟又达到了千人之众！
他仿佛在刻意模仿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试图在自己生命的尾声，再造一个属于“文信君”的养士神话。
每日里，侯府中高谈阔论，辩论之声不绝于耳。吕不韦时常设宴，与门客们纵论天下大势，点评各国君王，甚至偶尔还会谈及咸阳的政局。他似乎又找回了些许当年在咸阳相府中，门客三千、挥斥方遒的感觉。那些门客们或真或假的恭维，那些看似“精辟”的时局分析，像是一剂剂麻醉药，暂时缓解了他内心的痛苦与失落。
他甚至将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对他那部宏篇巨着《吕氏春秋》的修订、完善和传播上。他让门客们将这部集合了百家之长的着作广为抄录，分送各地，希望借此彰显自己的文化贡献和不朽声名。这或许是他潜意识里，对自己政治生命终结的一种不甘的补偿，试图以文化上的影响力，来维系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感。
更引人注目的是，由于他昔日的声望和如今依然显赫的爵位，河南的文信侯府，竟成了各国使者、名人隐士时常慕名拜访的所在。
有来自齐国的说客，向他探听秦国未来的动向；
有来自赵国的失意贵族，向他倾诉对故国的忧思；
有来自楚地的名士，与他探讨诗文哲理；
甚至还有一些神秘的方士之流，向他进献长生不老之术……
这些访客的到来，使得吕不韦的府邸在河南地面上，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独立于咸阳权力中心之外的“政治文化沙龙”。车马往来，冠盖云集，其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在任的郡守府衙。
这种表面的“繁荣”，让吕不韦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他依然身处权力的漩涡中心，依然对天下大势拥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他沉浸在这种虚假的喧嚣中，用以麻痹自己那颗早已千疮百孔、却又无法真正平静下来的心。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被这虚假的繁荣所迷惑。
一直跟随他来到河南、对他忠心耿耿的老管家，看着府门前日渐增多的车马和各色人等，眉头总是紧锁着。他趁着给吕不韦送参汤的机会，小心翼翼地劝谏：“君侯，如今……不同往日矣。府门前如此喧闹，往来人员复杂，恐非善事。是否……稍微收敛一些，图个清静安稳？”
另一位深受吕不韦信任、颇有见识的门客司马空，也曾在一次私下交谈中，委婉地提醒：“文信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如今咸阳那位，正值壮年，雄心勃勃，最忌的便是……便是封疆大吏，尤其是像君侯您这样身份特殊的人，与山东六国过往甚密，徒惹猜忌啊！不若闭门谢客，研读经典，颐养天年，方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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