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岚坐在办公桌后，指尖捏着那张皱巴巴的档案申请驳回单，纸张边缘被反复摩挲得发毛，连打印的“需县委办终审”几个字都晕开了墨痕，像极了他此刻混沌不清的处境。
他到阳山不过两个月。在此之前，他在农业部综合科待了两年——这两年里，他的工作始终围绕着政策文本展开：整理全国农业产业数据、起草乡村振兴配套文件、参与制定《南方山区农业道路建设指南》，每天面对的是整齐的报表和规范的条款，对基层的认知，全来自于报告里“粤北山区、桑蚕主产区、基础设施待完善”这类概括性描述。上任前，组织部门只给了他一份薄薄的县情介绍，连阳山桑蚕园的具体分布、农业道路的实际路况都没提——他就这么带着一脑子从综合科积累的“政策框架”，空降到了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
此刻桌上的档案申请，是他上任后第一次跳出“文字工作”，牵头触碰的“实际问题”。起因是上周财政局局长赵天成偷偷递来的牛皮纸袋，里面装着前任县长刘建国整理的交通项目疑点记录：七拱镇桑蚕运输路预算120万实际花了180万，小江镇砂糖橘产区连接线验收后三个月就塌陷，资金流向里还藏着“临时材料费”“机械租赁费”等模糊名目……这些数字让他瞬间想起，在综合科起草《农业基础设施资金监管办法》时，反复强调的“防范虚报冒领”条款，原来在基层真的会以这样赤裸的方式出现。可他没料到，第一步调取档案就碰了壁。
驳回理由栏里“涉及红黏土地区施工工艺保密信息”的字样，荒唐得让他想笑。他虽没踏过阳山的路，但在综合科参与制定道路建设指南时，早就把红黏土路基处理的流程摸得透彻——无非是晾晒加固、铺设排水层、选用高标号水泥，都是公开的行业标准，哪来的“保密工艺”？答案不言而喻：交通局局长周志强在故意阻拦。
这种阻拦，从他上任第一天起就若隐若现。第一次县委班子会后，他想先摸清全县农业配套道路的底数——毕竟在综合科时他就清楚，“路不通”是制约农产品上行的核心瓶颈。他让办公室通知交通局，按综合科常用的“产业类型+道路等级+资金规模”格式，报送近五年乡村道路台账。结果等了三天，只等来一个年轻科员送来的几份《交通工作年度总结》，满篇都是“完成里程5370公里”“惠及群众15万人”的空话，连施工单位名称、资金拨付明细都没提，更别说和桑蚕、砂糖橘产区的对应关系。他让办公室再催，得到的回复是“周局长说台账在档案室锁着，钥匙由县委办统一管理，得走流程”。
后来他干脆亲自去交通局。周志强穿着件熨得笔挺的深蓝色西装，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手里把玩着一串星月菩提，脸上堆着笑，话里却全是推脱：“李县长，您是农业部出来的专家，懂政策、会规划！抓桑蚕产业、搞农业升级，您是内行。这些老交通项目都是陈书记在任时推进的，当时为了赶农业产区配套进度，有些手续可能没那么全，现在翻出来反而耽误您搞产业的精力。”话里话外，都在暗示这些项目跟陈卫国有关，还刻意强调他的“政策背景”，想把他圈在农业领域里，别多管交通的闲事。
如今正式提交申请，周志强的态度更加强硬。上午陈默从交通局回来时，脸色苍白得像纸，连呼吸都带着急促：“李县长，我刚到档案室门口，就被周局长堵着了。他说您要查的都是五六年前的老项目，涉及当年的施工技术机密，万一泄露出去，别的县学了去，咱们阳山的‘红黏土修路经验’就没法当典型了。还说……还说要查可以，得让陈书记签个字。”
“陈书记”三个字，像根淬了冰的针，扎在李泽岚心上。他虽没调研过阳山，但也从赵天成的只言片语里知道，县委书记陈卫国在这儿坐了八年。八年时间，足够把一个县的要害部门都变成自己的“后花园”——交通局、公安局、国土局，甚至财政局的几个副局长，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周志强敢这么硬气，不过是仗着背后有陈卫国撑腰。
“李县长，公安局那边……我也回来了。”办公室门被轻轻推开，陈默又抱着一叠文件走进来，声音压得更低，还带着几分未平的委屈，“我跑了两趟，第一次去，王局长的秘书说他在开治安研判会，让我在接待室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说会开完了，王局长又去基层检查了。第二次我特意提前打电话，总算见着人了，可他翻了翻顺通公司的名单，直接说‘没有明确案件线索，不符合公安协查流程’，还说企业注销是正常市场行为，咱们不能随便干涉，免得影响营商环境。”
李泽岚拿起那份空白的协查回复单，指尖划过“情况说明：无协查依据”几个字，指腹能清晰地摸到纸张的纹理，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得发慌。顺通公司，赵天成材料里多次提到的名字——承接了阳山近半数的农业产区道路项目，可现在连它的注册地址、法人信息都查不到。他甚至没见过这家公司修的路，只知道赵天成说过，去年七拱镇有段桑蚕运输路就是顺通公司修的，刚用半年就塌了，最后还是农户自己凑钱补的，耽误了好几车蚕茧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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