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雾裹着山间的湿气，把杜步镇的稻田浸得发潮。银色商务车平稳停在镇政府门口时，李泽岚推开车门，脚下的水泥路面还沾着露水，远处传来几声零星的鸡鸣——这个距县城20公里的乡镇，一半是河谷平地，一半是丘陵山地，眼下正因“产业园征地”的事，成了信访台账上的“高频词”。
“李县长，陈同志，这边走。”镇党委书记高明早已候在门口，身上的的确良衬衫沾着泥土，身后跟着的副镇长手里还攥着一把没来得及放下的镰刀，显然刚从田里赶回来。2012年的乡镇干部，大多还保持着“下地干活”的习惯，不像后来那样常年待在办公室。
“不用去办公室，直接去征地的地方。”李泽岚摆摆手，目光落在镇政府院墙上用红漆写的标语——“建设杜步产业园，带动百姓富起来”，“就去大坪村，村民反映最强烈的那块地，别提前打招呼，咱们直接去田里找农户聊。”
高明心里一紧，脚步顿了顿：“李县长，大坪村有30户的耕地划进了产业园，现在还有12户没签字，主要是嫌补偿款低，又担心没地种后没活路。村里的老人们，大多靠种地和养猪过日子，思想转不过弯。”
商务车沿着坑洼的村道往大坪村缓行，车窗打开着，带着稻香的风涌了进来。路两旁的稻田里，翠绿的稻穗正抽浆，几个农户戴着草帽在田里除草。靠近产业园规划区的地块，却插着好几块写着“不愿征地”的木牌，田埂上搭着个简陋的草棚，65岁的张福生正坐在棚下抽旱烟，烟杆上的铜锅泛着旧光。
车子停在路边，李泽岚没让镇干部引路，径直走向草棚，蹲下身捻起一把稻穗，用2012年农村常见的“估产”方式掂量着：“大爷，这稻子长得不赖，看长势，一亩能收八百斤吧？”他知道，跟农户打交道，先聊庄稼，比直接谈政策管用。
张福生抬眼打量着李泽岚，见他穿着普通的夹克，说话也没官腔，紧绷的脸缓和了些：“能收！这沙壤土养庄稼，俺家这3亩地，每年收的稻子除了自己吃，还能卖一千多块，再养几头猪，一年下来，给孙子交学费、买化肥的钱就有了。现在要征走，一亩才给3万8，够干啥？”
“3万8是按2010年的标准定的，这两年化肥、种子都涨价了，确实少了。”李泽岚没回避问题，转头问高明，“2012年咱们县农户的年均收入多少？征地后，这些没地的农户，镇里有啥打算？”
高明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笔记本，翻了几页：“去年全县农户年均收入4200块，征地后，我们想让年轻的去产业园上班，但像张大爷这样的老人，确实没合适的活计。补偿标准是县里定的，镇里也没法改。”
这时，几个除草的农户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搭话：“李县长，俺家孩子明年要上初中，学费一年就要五百多，征地款存银行，利息都不够！”“产业园说要建两年，这两年没地种，俺们吃啥？”“之前说给安置房，现在连在哪建都不知道，谁敢签字？”
陈浩站在一旁，快速在笔记本上记录，按“补偿款偏低”“过渡生活无保障”“安置房未落实”分了类。他特意注明“3户低保户、5户独居老人”——这些都是2012年农村征地中最需要考虑的群体，他们没有外出务工的能力，全靠土地吃饭。
离开稻田，商务车又驶向产业园的临时指挥部。所谓“指挥部”，就是一间租来的民房，墙上贴着手绘的规划图，桌上摆着几本厚厚的土地丈量册。2012年的乡镇项目，还没有后来那么规范的设计图纸，大多是“边规划边推进”。
“为什么补偿标准不调整？安置房选址卡在哪了？”李泽岚指着规划图上的“安置区”标注，语气严肃。
“补偿标准要县国土局牵头调整，镇里说了不算；安置房本来想建在镇东头，那块地是集体林地，要办采伐证、农用地转用手续，2012年这些手续批得慢，半年了还没下文。”高明叹了口气，“我们也急，可很多事超出镇里权限。”
李泽岚没多犹豫，拿起桌上的固定电话（2012年乡镇干部下乡，常靠固定电话联系县里，手机信号在山区时好时坏），拨通了县国土局的号码：“王局长，立刻组织人重新测算征地补偿标准，按2012年的农资价格、农户收入水平来定，一周内拿出新方案。杜步镇安置房的林地手续，你们牵头协调，特事特办，半个月内必须批下来。”
挂了电话，他又对着高明说：“镇里先做三件事：第一，给没签字的12户，每户每月发300块过渡补贴（2012年阳山农村低保标准约每月150元，300元能保障基本生活），从这个月开始发，直到他们有稳定收入；第二，统计农户的就业意愿，联系县人社局，在镇里办个技能培训班，电工、焊工这些产业园用得上的手艺，让年轻人免费学；第三，给老年人留些‘轻活’，产业园的门卫、保洁、绿化，优先招征地农户，不用干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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