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雪刚停，胡同里的红灯笼还挂在门檐下，融雪顺着灰瓦滴落在青石板上，溅起细碎的水花。苏晴推开四合院的朱漆大门时，手里还攥着刚整理好的采访笔记，封面上“青石乡种薯产业调研”几个字，在暖黄的门灯下格外醒目。
“回来了？冻坏了吧？”母亲林婉仪迎上来，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指尖触到她冰凉的耳廓，忍不住皱起眉，“正月里非要往陕北跑，说什么‘拍春耕前的种薯准备’，你爸昨天还念叨，这丫头心里装着的全是那个乡。”
苏晴笑着蹭掉鞋上的雪，把围巾摘下来搭在衣架上：“妈，青石乡的老乡们等着种薯下种呢，我得把准备工作拍清楚，不然稿子不扎实。再说，李乡长他们新修了种薯消毒棚，我去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李乡长、李乡长，”林婉仪端来一杯热姜茶，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眼神里带着几分了然，“从去年冬天开始，你嘴里就没离开过这三个字。上次你爸问你采访稿里的基层干部典型是谁，你眼睛都亮了，说‘李泽岚是我见过最踏实的年轻干部’——晴晴，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
苏晴端着姜茶的手顿了顿，脸颊瞬间泛起红晕，避开母亲的目光看向窗外：“妈，您说什么呢，我就是觉得他干实事厉害，想多报道他的事迹。”
“还跟我装？”林婉仪坐在她身边，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你打小就藏不住心事，喜欢一个人眼睛里都带着光。去年你去青石乡采访雪灾，回来跟我说‘李乡长在雪地里帮老乡扛种薯，冻得手都紫了还笑着说不冷’；上个月你去拍土豆加工厂，回来又说‘李乡长为了帮老乡省运费，自己开车去县城拉设备’——这些小事你记得比采访数据还清楚，不是喜欢是什么？”
苏晴没再反驳，只是低头小口喝着姜茶，温热的液体顺着喉咙往下淌，心里却像揣了只乱撞的小鹿。她想起第一次在青石乡种薯窖前见到李泽岚，他蹲在雪地里核票据，手指冻得发红却没停下；想起他在水渠工地跟刘胖子据理力争，说“质量不合格一分钱都别想拿”；想起他当选乡长那天，给她打电话时语气里的笑意——这些画面像电影片段一样在脑海里闪过，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妈不反对你喜欢踏实的人，”林婉仪的语气软了下来，“但你得想清楚，他是乡镇干部，你从小在京城长大，你们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差得太多了。再说，你爸那边……”
话还没说完，书房的门开了。苏父苏振邦走出来，他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没什么表情，手里还拿着份文件——刚结束和部委同志的视频会议。他看了苏晴一眼，把文件放在桌上：“去青石乡的采访稿，我看了。写得还行，但有些细节太个人化，比如‘李泽岚同志在种薯分发中亲力亲为’，这种表述不够客观，得改。”
“爸，基层报道就是要写这些细节，才能让读者感受到干部的真实状态。”苏晴放下姜茶，语气里带着点不服气，“李乡长确实是亲力亲为，老乡们都看在眼里，我写的都是事实。”
“事实也要注意分寸。”苏振邦坐在主位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是新华社的记者，不是某个干部的‘专属宣传员’。再说，你这大半年跑青石乡的次数，比跑其他采访点加起来还多，外面要是传出去，别人会怎么想？会觉得你公私不分，影响不好。”
苏晴心里一紧，知道父亲是在变相说她“心思不正”。她咬了咬唇，还是没忍住：“爸，我去青石乡，是因为那里的变化大，有报道价值。李乡长是个好干部，我想多宣传他的事迹，让更多人关注基层、支持基层，这有什么错？”
“好干部有很多，为什么偏偏盯着他？”苏振邦放下茶杯，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去青石乡，表面是采访，实际上是想多见他几面。晴晴，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该明白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
苏晴的脸瞬间涨红，刚想反驳，林婉仪拉了拉她的衣角，给她使了个眼色。苏振邦看着女儿激动的样子，语气缓和了些：“我不是反对你和基层干部接触，更不是看不起乡镇工作。但婚姻不是儿戏，得门当户对。我们家的情况你清楚，你爷爷那一辈跟着党打天下，我和你叔叔们在不同岗位为国家做事，你从小接受的教育、接触的圈子，和他完全不一样。现在看着好，等真在一起了，生活习惯、价值观的差异都会暴露出来，到时候再后悔就晚了。”
“爸，您这是偏见！”苏晴忍不住提高了声音，“生活习惯可以磨合，价值观只要一致，就不会有问题。李乡长踏实、正直，心里装着老乡，我觉得他比那些只会说空话的人强多了！再说，什么叫门当户对？难道只有当官的、有钱的才算门当户对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苏振邦的眉头皱了起来，“我是怕你受委屈。你从小没吃过苦，在乡镇生活，冬天没有暖气，夏天蚊子多，下乡要走土路，这些你能适应吗？他以后要是一直在基层，你愿意放弃京城的工作，去乡镇生活吗？就算你愿意，你们以后的孩子，教育、医疗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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