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胜的余威，如同一柄悬于百官头顶的利剑，既带来了无上荣光，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陈稳深谙，乱世用重典，新朝需立威。
仅仅依靠封赏，不足以让这架刚刚重组、成分复杂的国家机器彻底剔除前朝积弊，高效运转。
必须借这场大胜的东风，以铁腕手段，进行一次从中央到地方的深度整肃。
这项艰巨的任务，落在了新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王茹，与靖国公、枢密副使钱贵的肩上。
一人持明镜，高悬于朝堂，监察百官，整饬风纪；
一人掌暗刃，游弋于阴影，刺探隐情，清除蠹虫。
二人的联手，预示着这场整风运动，将不再局限于表面文章。
政事堂签发的《整饬吏治、肃清风纪诏》很快明发天下。
诏书中，以严厉的口吻痛陈官场因循、贪墨、推诿等积弊，责令各级官员自查自纠，限期整改。
同时，宣布由御史台牵头，联合刑部、吏部，组成巡查御史队伍，分赴各道、州、县，明察暗访。
而在这明面的诏令之下，钱贵执掌的巡察司，如同无声的潮水，早已悄然渗透。
一张由密探、线人构成的无形大网，撒向了官僚体系的各个角落。
汴梁，户部度支司。
一名主事官员，正悠闲地品着新到的春茶，盘算着如何利用手中核销各地粮饷的职权，再为自己谋些“辛苦钱”。
他自忖手段隐蔽，账目做得天衣无缝，又是多年的老吏，上下关系盘根错节，无人敢动他。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与某位粮商在暗巷中的交易，以及家中地窖里藏匿的、远超俸禄的财帛，早已被巡察司的暗桩记录在案，并摆在了钱贵的案头。
河北，某新附州县。
县令自恃在推行垦荒令中“劳苦功高”，开始巧立名目，向返乡流民摊派“安家费”、“牛马税”，中饱私囊。
他甚至暗中与地方豪强勾结，试图阻挠朝廷的清丈田亩，隐匿大量无主荒地，准备日后瓜分。
他以为天高皇帝远，自己又是“有功之臣”，无人能管。
却不知，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王茹派出的、扮作流民亲属的年轻御史，以及巡察司安插在县衙小吏中的眼线，看得一清二楚。
淮南，漕运枢纽。
一位转运使副手，利用职务之便，与漕帮勾结，私自提高漕粮损耗率，虚报船只修缮费用，将大量国家钱粮装入私囊。
他构建了一个严密的利益网络，自以为固若金汤。
却不知，钱贵的人，早已混入了漕帮底层，甚至买通了他最宠信的小妾，获取了关键账册的副本。
风暴，在无声无息中酝酿。
第一个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是那位户部度支司的主事。
一日清晨，他刚踏入衙门，便被刑部衙役与巡察司密探当场拿下。
证据确凿，不容辩驳。
从他家中搜出的财帛，堆积如山。
案件由王茹亲自督办，雷厉风行。
不过三日，判决便下：贪墨军饷，数额巨大，罪无可赦，判斩立决，家产抄没，眷属流放。
行刑那天，汴梁菜市口人山人海。
当那颗曾经盘算着如何捞取油水的头颅滚落在地时，整个京城官场为之震动。
这不仅仅是对一个贪官的处决，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新朝皇帝，对待贪腐，绝不容情！无论你身居何职，背景如何！
紧接着，河北那位“有功”县令也被锁拿进京。
王茹在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亲自宣读其罪状。
条条桩桩，证据链完整清晰。
那县令起初还想狡辩，但在铁证面前，最终面如死灰，瘫软在地。
同样是被迅速定罪，斩首示众。
其勾结的豪强，也被连根拔起，田产充公，首恶者一并处死。
消息传回河北，参与垦荒的流民无不拍手称快，对新朝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淮南漕运的案子，则牵扯更广。
钱贵不动声色，暗中布局，待证据链完全闭合，突然发难。
一夜之间，那位转运使副手及其在漕帮、乃至在朝中的几名保护伞，被同时抓捕。
案件审理过程虽稍显漫长，但结果同样毫不留情。
主犯斩首，从犯根据情节轻重，或流放，或革职查办，或贬为庶民。
一条盘踞在漕运线上的巨大蛀虫，被彻底清除。
这场整风运动，并非一帆风顺。
期间，有官员试图串联反抗，散布流言，攻击王茹“苛察”、钱贵“罗织罪名”；
也有官员倚仗资历或背景，试图向陈稳求情，或施加压力。
然而，陈稳的态度异常坚决。
他甚至在一次小朝会上，当着几位前来求情的勋贵老臣的面，冷声道：
“晋州之战，韩通将军与万千将士，为国捐躯，血染沙场。”
“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供养这些蛀虫，不是为了看这些蠹吏继续趴在百姓身上吸血！”
“谁若觉得王茹苛察，钱贵罗织，大可去晋州城外的焦土上看一看，去问问那些埋骨他乡的英灵，他们用性命换来的太平，容不容得下这些肮脏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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