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顿了顿。
笔尖悬在纸上。
“若臣能……”
能怎样？
能布一个真正能赢的阵吗？
能不让瞿能父子去送死吗？
能让四哥不渡河吗？
我轻轻叹了口气。
笔落下去，继续写：
“若臣能深沟高垒，待敌自溃，何至于此？臣之过，在轻敌，在冒进，在不知彼不知己。臣当痛改前非，再读兵书，以期他日……”
他日。
他日还有吗？
我不知道。
我把这篇写完，搁笔。
待墨迹干透，我把这页纸放到那一叠稿子上面。
第七篇。
还有三百五十八篇要写。
可那叠稿子底下，还有另一叠。
更厚，更密，用牛皮纸包着，封得严严实实。
那是《幽居杂记》的第一卷。
从我被软禁的第一天开始写。
写我八岁初见四哥，写十三岁北巡，写十五岁袭爵，写二十三岁凤阳阅兵。
写我如何在蓝玉案的血海里救下婉儿，如何在朱元璋榻前接过尚方剑，如何在建文皇帝郊坛披上金甲。
写我怎样围北平、失粮道、倒帅旗、送浮桥。
写我怎样眼睁睁看着瞿能父子死在白沟河。
写我怎样被押回南京，跪在奉天殿金砖上，听陛下说“闭门思过”。
这些，都不会呈给陛下看。
这些，是留给后世的。
留给那些愿意相信，李景隆不只是个草包的人。
我把《反省书》放好，把《幽居杂记》藏回暗格。
窗外，月色如霜。
我忽然想，四哥此刻在做什么？
也在写什么吗？
也在想什么吗？
--
七月二十，难得一个阴天。
我在西苑池塘边钓鱼。
池子里养着几十尾锦鲤，红的白的金的，都是老辈传下来的。我从没钓过它们——太傻，一放饵就抢，没意思。
今天我让李诚买了二斤泥鳅，养在桶里，准备试试手气。
婉儿坐在旁边，手里捧着一卷《诗经》，有一搭没一搭地翻。
李诚站在远处，警惕地四下张望。
我知道他在望什么。
锦衣卫。
后园墙外那四个，这会儿肯定趴在墙头，透过树缝盯着我呢。
我笑了笑。
甩竿，入水。
浮漂轻轻点了几下，然后猛地往下一沉。
我收线。
一尾尺把长的锦鲤跃出水面，金红的鳞片在阴天里也闪着光。
我把它摘下来，放回桶里。
“公子，”婉儿轻声说，“墙外有人。”
“知道。”
我又甩了一竿。
浮漂又沉了。
又是一尾。
我收线，摘鱼，放桶。
“公子，”婉儿说，“您钓上来的，都是锦鲤。”
我低头看了看桶里。
红的，金的，白的。
全是府里养的那些傻鱼。
我笑了一下。
“是啊，”我说，“愿者上钩嘛。”
婉儿没有说话。
她只是望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我继续钓鱼。
一尾，又一尾。
桶快满了。
墙外，那几个锦衣卫肯定看得眼睛都直了。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忠叔。”我唤道。
李诚跑过来。
“国公爷？”
“明儿个，让人去买几斤最好的饵料。”我说，“放在后门口，就说……国公爷赏锦衣卫兄弟们钓鱼用的。”
李诚一愣。
“国公爷，这……”
“去吧。”
李诚走了。
婉儿望着我。
“公子要收买他们？”
“收买？”我摇头，“收买不了。锦衣卫只听陛下的。”
“那您这是……”
我望着那桶傻乎乎的锦鲤，轻轻笑了笑。
“让他们知道，我在钓鱼。”
“这就够了。”
婉儿沉默片刻。
忽然也笑了。
“公子，”她说，“您越来越会钓了。”
我把最后一尾鱼摘下来，放进桶里。
“不是我会钓，”我说，“是他们想上钩。”
桶里，锦鲤挤成一团，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喘气。
我望着它们。
忽然想起白沟河边的自己。
也是这么挤着，也是这么喘着气，也是这么等着，等人来捞。
我轻轻叹了口气。
“放了吧。”我说。
李诚一怔。
“放回池子里？”
“放。”
他提起桶，走到池边，把那些鱼倒回去。
锦鲤入水，四散游开。
池面泛起一阵涟漪，很快又平复如初。
我收起鱼竿。
“走吧，”我对婉儿说，“该写反省书了。”
我们慢慢走回书房。
身后，池水平静。
墙外，锦衣卫的眼睛还在盯着。
可我不在乎了。
让他们盯吧。
反正我钓的，从来不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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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二年七月二十三，南京城热得像蒸笼。
我被软禁在府中已半个月，每日读书、写字、钓鱼，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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