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满在通远城待了二十三天。
二十三天，他晒脱了两层皮，手上的茧比入书院之前还厚。每天早上天不亮就下地，跟着老农翻土起垄，中午蹲在田埂上啃红薯干，下午接着干到太阳落山。晚上回那间破屋子，就着一盏油灯给通远城的半大小子们讲课。
讲什么？
不讲四书五经。讲算术。
“一亩地种红薯，产四千斤。你家三亩地，产多少？”
“一万二。”回答的是个十三岁的瘦孩子，脸上的泥比肉多。
“一万二千斤红薯，留种八百斤，自家吃两千斤，剩下多少？”
“九千二百斤。”
“九千二百斤拉到交易所卖，一斤一文半，多少钱？”
瘦孩子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旁边一个更小的丫头先喊出来了。
“十三两八钱！”
陈小满拍了一下大腿。“对！你比他快。”
瘦孩子不服气，撇嘴说那是他妹。
“你妹比你脑子活，回去跟你爹说，供她读书。”
丫头咧嘴笑，露出豁了的门牙。
这是陈小满琢磨出来的路子。不讲大道理，不说泰昌好鸿煊差。就讲一个字，钱。
你跟一个饿了三年的人谈忠君爱国，他拿锄头抡你。你跟他算一笔账，告诉他明年秋天能挣多少银子，他眼珠子比灯笼还亮。
通远城三百八十二户人，到第二十三天的时候，有三百一十五户开始种红薯了。剩下六十七户不是不想种，是家里实在没有能下地的劳力。
陈小满把这六十七户的地统计出来，分派给周围有余力的农户代种。代种的条件：秋收之后，产出三七分，种地的拿七成，地主拿三成。
没人觉得不公平。地荒着才亏。
到了晚上的课堂上，陈小满开始加新内容了。
还是不讲大道理。讲故事。
“你们知道景昌县以前什么样吗？”
半大小子们摇头。
“穷。比你们通远城还穷。县城的城墙缺了两个口子，野狗能钻进来。种地全靠老天爷赏饭，年景好的时候勉强吃饱，年景差的时候啃树皮。”
“后来呢？”瘦孩子问。
“后来泰昌皇帝去了景昌。那时候他还是瑞王，封地就在景昌。他去了以后干了三件事。”
陈小满竖起三根手指。
“第一，修路。从景昌到云安，修了一条运河。东西运得进来卖得出去，商人跟着来了。”
“第二，种地。把红薯和土豆带过来，教老百姓种。亩产你们已经知道了。”
“第三，开书院。”陈小满指了指自己，“我就是从书院出来的。我爹种了一辈子地，没出过县城。我在书院学了半年，现在坐在你们通远城教你们算账。”
丫头举手。“那个皇帝，长什么样？”
陈小满想了想。“没见过。但我见过他写的东西。书院门口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刻了一句话。”
“什么话？”
“凡我疆域之民，不论新旧，有饭吃，有衣穿，有路走。”
屋子里安静了一阵。
油灯的火苗歪了一下。
瘦孩子开口了。“我们算他疆域的民吗？我们是鸿煊的。”
陈小满没接这茬。他把手册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印着泰昌工部的章子和发放编号。
“这本手册是泰昌的农官写的。你碗里的粥是泰昌的粮车拉来的。地里的红薯种子是泰昌发的。修到你家门口的那条路，是泰昌工部在修。”
他把手册合上，放在膝盖上。
“你问我你算不算。你自己想。”
云州城外，陶家沟。
周元白在这里待了同样的天数，干的事不太一样。
陶家沟只有十一户，五十三口人。盘子小。周元白算过，就算全部种上红薯，产出也不够撑起一个像样的村集市。得搞点别的。
跛脚老汉叫刘三。种了一辈子地，什么庄稼能种什么不能种，比徐光启的手册还清楚。
周元白跟刘三蹲在地头聊了一个下午。
“你们村以前除了种地还干啥？”
刘三拿拐棍戳了戳脚下的土。“编筐。陶家沟的柳条好，编出来的筐结实。以前云州城里的铺子都用我们的筐。后来打仗，柳树砍了烧火，筐也没人买了。”
周元白推了推眼镜。“柳树还有没有？”
“河湾那边还剩一片。没人去砍，太远了。”
“能不能重新编？”
刘三看了他一眼。“编给谁？云州城都没几个人了。”
周元白从布囊里掏出算盘，拨了两下。
“不卖云州。卖景昌。沈万三的景云交易所，什么都收。你编的筐如果结实，一个能卖三文钱。十一户人家，冬天农闲的时候编筐，一个月每户编五十个，一百五十文。一个冬天四个月，六百文。加上红薯的收入，一年下来每户能有七两银子出头。”
刘三的拐棍不戳土了。
“三文钱一个？你没糊弄我？”
“你编一个出来，我找人问价。”
刘三当天下午就瘸着腿去了河湾。扛了一捆柳条回来。第二天早上，一只编得密密实实的柳筐摆在了周元白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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