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缝隙，在青石板路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像极了林晚星记忆里那些细碎而温暖的日子。她坐在卧室的藤椅上，指尖轻轻摩挲着袖口绣着的兰草纹样，那是丈夫江哲年轻时亲手为她绣的，针脚不算工整，却藏着最笨拙的温柔。
“老婆子，醒了？”江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带着些许沙哑，却依旧有力。他穿着一身藏青色的唐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只是鬓角的白发早已蔓延开来，像落了一层初雪。他手里端着一碗温热的莲子羹，步伐缓慢却稳健地走到她身边，“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可得精神点。”
林晚星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陪伴了她四十多年的丈夫，眼角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花：“知道啦，你不也一样，穿得这么正式，像是要去赴什么重要的宴会。”
“你的寿宴，就是最重要的宴会。”江哲把莲子羹递到她手里，顺手替她理了理额前的碎发，目光落在她眼角的皱纹上，忽然想起了初见时的模样，“还记得你1999年9月刚去深圳师范大学报到那天吗？你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背着个帆布包，站在报到处门口，手足无措的样子，像只迷路的小鹿。可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柔弱的姑娘，之前还在电子厂、大排档摸爬滚打过呢。”
林晚星愣了一下，随即笑出了声：“怎么突然想起这些？都过去几十年了。”她小口喝着莲子羹，记忆却不由自主地飘回了遥远的年少时光。
那年她16岁，还是东北哈尔滨老家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小姑娘，本该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年纪，却被父母以“家里供不起”为由强迫辍学，塞进了当地一家电子厂。车间里机器轰鸣，空气里弥漫着机油的味道，她每天要在流水线上工作十几个小时，手指被零件磨得红肿，工资却少得可怜。“那时候我就想，我不能一辈子困在这里。”林晚星轻声说，眼里闪过一丝倔强。
八个月后，她攥着攒下的几百块钱，趁着夜色偷偷离开了家，跟着表哥张强坐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火车颠簸了几十个小时，她看着窗外从白雪皑皑变成绿树成荫，心里既忐忑又期待。到了深圳，表哥介绍她去一家大排档做服务员，每天端盘子、擦桌子，忙到深夜才能休息。可即使再累，她每天收工后都会绕道去附近的书店，借着路灯的光看一会儿书，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是她灰暗生活里唯一的光。
就是在那家书店，她认识了夜校的师兄张磊。张磊比她大几岁，正在夜校读高中，经常来书店找资料。他看出了林晚星对读书的渴望，主动给她推荐书籍，还劝她：“妹子，与其天天看闲书，不如去夜校考个高中文凭，将来总能有条出路。”那时候张磊看她的眼神里满是欣赏，林晚星心里清楚，可她对他只有感激，没有别的心思——她的心里，后来住进了江哲。
在张磊的介绍下，林晚星先是去了书店做店员，既能养活自己，又能随时看书。接着，她报了夜大的高中班，每天白天上班，晚上就去夜校上课，常常学到凌晨一两点。“那时候真苦啊，有时候累得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梦见自己坐在教室里，阳光洒在课本上。”林晚星笑着摇摇头，眼里却泛起了泪光。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她用一年半的时间学完了高中课程，1999年夏天，她拿着深圳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站在书店门口哭了很久。张磊笑着拍她的肩膀：“我就知道你可以的。”她回头对他鞠了一躬，这声谢谢，藏着她对这段艰难岁月的告别，也藏着对未来的期许——而那个未来里，很快就出现了江哲的身影。
“后来你就穿着那件浅蓝色连衣裙，背着帆布包，撞进了我的怀里。”江哲握住她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皮肤传来，“那天你蹲在地上捡录取通知书，阳光照在你脸上，我心里就想，这个姑娘真不容易，我得护着她。”
1999年的深圳师范大学，开学第一天人声鼎沸。林晚星拿着录取通知书，在报到处门口不小心撞到了江哲，笔记本、录取通知书还有妈妈塞给她的一小袋花生滚了一地。江哲穿着白色衬衫，胸前别着学生会的徽章，笑着帮她捡起来：“同学，我带你去办手续吧，我熟。”
从那天起，这对后来的夫妻便渐渐熟悉了起来。江哲会给她送复习资料，晚自习后骑着自行车送她回宿舍，车后座上偶尔放着一瓶温热的牛奶；林晚星也会在江哲忙学生会活动到深夜时，从食堂打包热炒粉送到他办公室。2006年，林晚星26岁，江哲29岁，他们正式确定恋爱关系；2008年春天，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江哲牵着她的手说：“从1999年遇见你，我就知道，你是我这辈子要找的人。”
“那时候你总说，等我们攒够了钱，要在深圳买一套带阳台的房子，阳台上种满我喜欢的兰花。”林晚星放下莲子羹，眼里满是温柔，“你看，后来我们真的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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