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日光灯在白墙上投下冷淡的光。杨一宁靠在枕上，目光缓缓扫过站在床尾的医生和护士，抬起手，做了个请出去的手势。那动作很轻，却透着不容置疑的意味。杨舒逸看了妻子一眼，微微颔首，转身客气地对主治医师说了句“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门在他们身后轻轻合拢，发出极细微的咔哒声，病房陡然安静下来，只剩下监护仪偶尔的滴响。
杨一宁按下床边的按钮，电动马达嗡嗡低鸣，床头缓缓升起。她拥了拥被子，把枕头挪到腰后，找到一个勉强舒适的姿势靠好。被单下露出的手腕上还贴着输液贴，胶布边缘微微翘起。他垂下眼，像是在整理什么，又像是要确认自己已经准备好。再抬起眼时，目光定定地落在父母脸上。
“爸，妈。”她的声音有些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我看见了谭笑七。”
母亲的手一下子攥紧了膝盖上的手提包，皮革发出细微的声响。杨一宁没有移开视线。
“在黄竹，我见到他了。然后，”他顿了顿，喉结微微滚动，“然后我就晕了过去。是他把我送到医院的。”
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斜斜地切进来，在地砖上画出一道道明暗相间的条纹。有灰尘在光柱里缓缓飘浮。病房里安静极了，连监护仪的滴答声都似乎远去了。
杨舒逸好容易从震惊中脱离，见到就见到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是在北京搞个邂逅或许还有一丝浪漫的气氛，毕竟北京很大，1993年北京的户籍人口是715万，流动人口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但杨舒逸估计应该和常住人口持平或者更高一点。也就是说，北京区域内应该有1500万人生活，所以一男一女要是在这浩如烟海的人群中偶遇，应该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
而1993年海市的户籍人口不到50万人，大量的未经统计的是外来人口，象杨家，象谭家这样的，杨舒逸估计不超过200万人，着也许还是高估了。
再对比城市的行政区域面积，根据1993年的数字，北京市是平方公里，海市是236平方公里。再统计建成区面积，北京是454平方公里，海市仅仅是34平方公里。
就是说，1993年的海市，是一座没有秘密的城市。
整个城市从东到西不过几公里，从南到北更是抬脚就能走到头。236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听起来不算太小，可真正有人气的地方，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条街。解放西路是主心骨，龙华路是动脉，新华南路、大同路、海府路，加起来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骑自行车转完。而在这片弹丸之地上，挤着近55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两千多人，密度比北京高出将近一倍。
北京的16,800平方公里，像一片浩瀚的海。715万人撒进去，就像水滴落进湖泊，瞬间就散得无影无踪。两个人若是在北京说一句“此生不再相见”，那是真的可以再也不见。东城和海淀，隔着的不只是距离，简直是两个世界。可海市不一样。海市的城市格局，更像一口锅，所有人不管往哪儿走，最后都得从这几条街上过。
谭笑七若是从龙华路往东走，杨一宁若是从解放西路往南逛，他们的路径注定会在某个十字路口交叉。就算刻意避开，可吃饭要去的那几家茶餐厅，买东西要去的百货商场，甚至看个病要去的市人民医院，全都挤在那两三平方公里的小小核心区里。海口没有给任何人留出“消失”的余地。
更何况，1993年的海市正处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房地产热潮中，满大街都是操着各种口音的外来者，热闹是热闹，可城市骨架没有变。真正日常活动的空间，比官方公布的34平方公里建成区还要逼仄。那几条主干道，到了傍晚人挤人，想不遇见都难。
所以，当谭笑七和杨一宁各自在海口生活下来的那一刻起，他们的所谓“今生不再相见”，就已经不是誓言，而是一种概率上的奢望。在这个袖珍的城市里，每一次出门都是一次掷骰子，而骰子的每一面，都写着对方的名字。
杨舒逸的书房，是整个家里最安静的房间。
门一关上，外头的市井喧哗就被隔在了另一个世界。房间不算太大，朝南的窗户让午后的光线斜斜地铺进来，照在那些高高低低的书架上。书架是老榆木打的，深褐色的漆面已经有些斑驳，但榫卯结构严丝合缝，稳当得像长在了墙上。从地面一直顶到天花板，一排排，一架架，满满当当，没有一丝缝隙。有些书是竖着排的，有些塞不下了就横着摞在上面，还有一些实在无处安放，便在书架的脚边堆成了一座座小山。
说“浩如烟海”或许有些夸张，但任何一个第一次走进这间书房的人，都会在门口愣上一愣。那是一种被知识包围的感觉——不是那种图书馆式的空旷与肃穆，而是一种被岁月浸润过的、沉甸甸的实在感。空气里混合着旧纸页的微酸、皮革书脊的淡腥，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樟木香。阳光照在那些书脊上，烫金的字迹有些已经磨得模糊，有些还倔强地闪着细碎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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