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经理办公室，四十出头、穿着工装的张总接待了团队。他的办公室朴素得让人意外：一张旧办公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生产线流程图和安全生产责任表。
“我们这种中小企业，是就业的‘毛细血管’。”张总说话直白，“大企业光环多，但我们吸纳的就业人口更多。‘不负人民’，对我们企业主来说，首先就是让跟着你干的人有稳定的收入、有保障、有尊严。”
他带团队走进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旁，工人们专注地操作着设备。在质检工位，团队遇到了来自贵州山区的小杨。他二十五岁，在明锐工作四年，已经从普通操作工成长为质检组长。
“张总给我们交五险一金，有加班费，过年过节有福利，宿舍有空调热水器。”小杨说话带着腼腆，“最重要的是，厂里有培训计划。我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在别的厂干了两年，除了流水线什么都没学会。来这里后，厂里送我去读夜校，学机械制图和质量管理，学费报销一半。”
“现在有什么打算？”赵晓颖问。
“我考了成人高考，在读大专。”小杨眼里有光，“张总说，等我拿到文凭，可以竞聘车间技术员。我想留在清州，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孩子能在清州上学，比在老家强。”
张总在旁边补充：“我们厂里像小杨这样的年轻人不少。我常跟他们说，时代给了你们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机会，但能不能留下来、过得好，要看你们自己学不学、拼不拼。厂里提供平台，但路要自己走。”
在员工食堂，团队和几位不同工龄的员工聊了起来。一位工作了十二年的老员工老刘说：“我在清州买了房，孩子在这上初中。要说‘不负人民’，我觉得就是让我们这些外地人，能在这里扎下根，不被当外人看。”
另一位年轻女工小周则提到：“厂里有‘妈妈生产线’，工作时间灵活，方便我们接送孩子。这个特别人性化。”
但挑战也真实存在。张总坦言：“原材料成本涨，人工成本涨，国际订单不稳定。我们这种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很大。有时候我也想，我这么拼命，养着三百号人，到底值不值？但每次看到小杨他们拿到文凭、升职加薪，看到老刘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我又觉得值了。这大概就是我们这类企业存在的意义吧——让普通人通过劳动，改变自己的命运。”
王工在笔记本上写下：“中小企业主的社会责任，与其说是道德选择，不如说是与员工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不负人民’在企业层面，体现为利益共享与成长共进。”
下午，团队驱车前往清州下辖的云山县，想看看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如何回应“不负人民”的命题。
云山县青山镇，以茶叶闻名。团队抵达时，正赶上春茶采收季的尾声。漫山遍野的茶园里，采茶工人们头戴斗笠，手指翻飞。
镇党委书记老郑是个皮肤黝黑、脚上沾着泥巴的中年汉子，说话带着浓厚的乡音：“我们这啊，过去是‘捧着金饭碗讨饭’。茶是好茶，但卖不上价，年轻人全往外跑。”
变化始于三年前。在县里的支持下，青山镇引进了茶叶精深加工企业，同时大力发展电商和乡村旅游。
在镇电商服务中心，团队见到了返乡创业的“茶二代”小陆。她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毕业后在上海工作三年，三年前回到家乡。
“我爸那一代，茶采下来卖给茶贩子，价格人家说了算。”小陆操作着电脑，屏幕上显示着网店的实时销售数据，“我回来以后，注册了我们自己的品牌‘云山雾芽’，设计包装，开网店，做直播。现在我们镇的茶，网上能卖到全国，价格翻了两倍。”
她带团队看直播室。一位当地姑娘正在镜头前冲泡新茶，用普通话和当地方言交替讲解，弹幕不断滚动。“我们培训了十几个本地年轻人做主播，大部分是以前在外打工回来的。”小陆说，“现在不光卖茶，还卖茶点、茶具，连带旅游民宿一起推广。”
老郑书记补充：“电商起来了，采茶工的工资也涨了。以前一天八十，现在一百五还招不到熟练工。茶园的管理也更精细了，因为要保证品质和品牌。”
在茶园里，团队遇到了正在指导采茶工的王阿姨。她是土生土长的青山镇人，做了三十多年茶农。“以前觉得种茶没出息，儿子女儿都劝我去城里带孙子。现在不一样了。”王阿姨笑得眼睛眯成缝，“去年我家五亩茶园，加上我在合作社的加工厂打工，收入有十多万。儿子今年都说要回来跟我学种茶呢！”
但乡村振兴并非一帆风顺。老郑书记坦言：“人才还是大问题。小陆这样的年轻人回来得少，大部分还是想往外走。基础设施也有短板，物流成本高，网络有时不稳定。还有就是同质化竞争，周边几个镇都在搞茶旅融合，怎么做出特色，我们还在摸索。”
傍晚，团队在青山镇住了下来。晚饭后，赵晓颖独自在镇上散步。暮色中的小镇安宁祥和，广场上，老人们跳着广场舞，孩子们追逐嬉戏，几家民宿亮起温暖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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