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云从李捕快口中，打探出一桩州衙的陈年旧事。赵司马他竟一纸状文，将州衙内上至刺史、下至录事参军、司户、司法等佐贰僚属，参了个遍，几乎无人幸免。
原来，早年因州城人口日增，官府决议扩建城墙。工程浩大，油水自然也丰。当时的刺史倒也算得上公道，并未独吞好处，州衙内有头有脸的官员多少都分润了一些，堪称雨露均沾。彼时赵司马也并非没有机会捞取好处，但他却毅然检举揭发了同僚们在工程中收受贿赂、贪墨羡余（财政结余的一种）等劣迹。
凌云听后，对这位赵老司马深感无语。这简直是脑子不清醒吧？这年头，官府经办工程时从中捞些油水，几乎是心照不宣的惯例，从两京宫室营建到地方城垣水利，莫不如此。只要工程质量过关，能按时完成，上官通常也不会为了些许银钱小事深究。借工程捞取外快已成官场积习，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凌云自己当年经办海塘时，不也收过几百两的“辛苦费”么？就连王知县那般堪称正人君子的，也未曾拒绝这笔纳入公帑的收益。他实在想不通，赵老司马究竟是出于何种心态，竟拿这种事来举报，还疯狂到将全体同僚一锅端。
在凌云看来，这与其说是举报，不如说是一场荒唐的“行为艺术”。赵老司马混迹官场数十年，如今年近花甲，怎会做出如此幼稚可笑之事？即便他想效仿前朝直臣，走魏徵、狄仁杰那样的诤谏之路，也不该是这般毫无策略、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若说是政治斗争，更非如此蛮干之道，真不知他这几十年官场阅历都去了哪里。
李捕快也不清楚赵司马为何会做出这等常人难以理解之事，只是将所知事实如实告知凌云。
凌云思来想去，自诩聪慧的他此刻也如坠云雾，只能归结为赵司马怕是年老昏聩了。
“一位州司马，因这等‘鸡毛蒜皮’之事参劾所有同僚，虽显愚蠢，但上官碍于制度，也不得不走个过场查一查。当时都察院派了位御史前来核查，州中诸位官员毫无防备，最终，是由周师爷出面扛下了所有罪责，将此事平息。”李捕快继续道：“依贪墨旧例，周老先生被追赃，又缴纳了巨额赎罪银，不知掏空了多少家底才算了结。但也因此留下了案底。所以在下才说，周师爷对赵司马，那是恨之入骨。”
凌云唯有苦笑。他早知道赵司马行事异于常人，却未料到竟能奇葩至此。而自己，仅仅是在司马公廨喝了一杯茶，便莫名其妙地被视为了这位“州衙公敌”的亲近之人，难怪周师爷对他如此冷淡厌烦。真是一杯代价高昂的茶！
平心而论，州衙众人若不排斥赵老司马，那才是天理难容。刺史大人打压他，也确是人心所向。若非赵老司马有“朝廷敕授”这层护身符，导致刺史难以动摇其职位，恐怕他早已不知被整治成何等模样了。
这里需插叙几句。依本朝制度，所有流内官皆由朝廷直接敕授，故称“朝廷命官”。莫说刺史，便是观察使、节度使这等封疆大吏，亦无权直接任命哪怕一个从九品的官员。所有官职（武职除外）皆须经吏部铨选、流转、升迁的程序。此次县尉改职由各州自行调换，乃是特例，属于吏部在非常时期的权宜授权，下不为例。
因此，刺史心中再厌恶，也无法直接罢免赵司马的官职。处置犯法的五品文官，必须上奏朝廷，由御前定夺。而赵老司马如今闲散不管事，还真难找出其具体罪状。刺史一时也只能从旁打压、排挤，或在考课时予以劣评。例如前两月，刺史便故意指派赵司马去宁海县讨要税款，意在刁难，谁知竟阴差阳错让他要成了。
其实，如今的凌云也享有“朝廷命官”的光环，虽是九品杂职，但要罢免他也颇为麻烦。
最后，李捕快断言：“凌大人您众目睽睽之下与赵司马相谈甚欢，关系亲近，此次官职流转，注定难有善果，谁也帮不了您了。坦率说，日后在下恐怕也得与您少些往来，还望凌大人体谅在下的难处。”
凌云再三权衡，决定还是不去找沈文了。此时求助他，显得过于短视。在沈大官人眼中，维持名士才子的形象方是长久之计，何曾见过哪位风流名士会为个九品杂职絮絮叨叨求人？好钢需用在刀刃上，反正眼下好歹还有个官身。
长叹一声，凌云迎着夕阳，感慨今日真是来错了地方，而后落寞地离开了州城。
凌云的新任命，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这几日，凌云心知去职已成定局，也懒得再去巡检司视事。这日到县衙闲逛，信步走入赵师爷的公房，与这位老先生天南海北地闲聊起来。正说着，他的任命文书送到了。
凌云捏着文书，看着上面的字迹，不禁愣住了。
“授了何职？”赵师爷好奇问道。
“正九品……台州录事参军属下……录事……”凌云缓缓念道。
赵师爷讶异道：“竟是擢升入州府？而非平调至他处任县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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