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拿起塑料盆，盆底印着“青岛塑料厂”的字样。“这是‘灯塔牌’，”他压低声音，“比日本的塑料盆便宜一半，还耐用，我这盆用三年了，没裂没变形。听说用的是大连的聚乙烯料，比进口料还好。”
市场角落的修鞋摊前，修鞋匠正用大陆产的胶水粘鞋底。胶水是北京化工厂的“502”，粘得快又牢，滴一点，按住十秒就结实，比老胶水好用十倍。“这叫水神了！”修鞋匠举着粘好的皮鞋，“以前粘双鞋要等半天，现在随修随走，生意都多了三成！”
不远处的杂货铺里，老板娘正往货架上摆肥皂。肥皂是上海制皂厂的“蜂花牌”，泡沫多，去污强，一块顶两块用，是走私过来的“稀罕货”。“这肥皂比美国的‘力士’好用，”老板娘对顾客说，“洗棉袄上的油渍，搓两下就掉，还便宜，好多人专门来买。”
老陈收摊时，悄悄把一张纸条塞进肥皂箱。纸条上画着军工厂的零件草图，标着尺寸误差——这是他白天去军工厂送菜时偷偷记的，晚上会有人来取，再通过渔船送到厦门。他望着杂货铺里抢着买大陆货的人群，突然觉得，台岛的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哪边的东西好，哪边的日子实在，秤上分得清清楚楚。
四、技术为民的“根脉”
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傅崇碧站在“全国工业农业成果展”的河北展台前，看着玻璃柜里的展品：左边是十年前的木闸门，裂缝里还卡着泥土；右边是现在的铸铁闸门，表面喷着防锈漆，光滑如新，旁边的标签写着“沈阳机床厂制造，寿命二十年”。
“傅同志，你看这组对比，”农业部的同志指着图表，“全国的灌溉面积十年增长五千万亩，其中一半靠的是这种新式闸门和扬水站；粮食亩产从三百斤提到八百斤，‘金包银’和新式农机功不可没。”
展台前，一个来自四川的老农摸着铸铁闸门的齿轮，眼里闪着光。“这玩意儿好啊，”他用袖口擦了擦眼睛，“我们山里的梯田，要是也有这闸门，就不用背水浇地了，俺那孙子就能多念几年书，不用跟着俺爬坡了。”
傅崇碧想起洛阳玻璃厂的透明玻璃、河北农村的水泥渠、台岛市场上的大陆货，突然明白，技术从来不是冷冰冰的钢铁和数据，而是扎在土地里的根——玻璃厂的玻璃能让战机看得远，也能让农民的窗户更明亮；机床厂的齿轮能造坦克，也能让灌溉闸门更省力；水泥厂的水泥能建厂房，也能让水渠更结实。
“刚收到满洲里的消息，”周明走过来，递过一份电报，“别洛夫他们用我们的稀土钢造的钻井平台，在里海打出了高产油井，他们想再订五十吨特种钢，用他们的深海勘探设备图纸换。”
傅崇碧接过电报，又看到厦门传来的消息：台岛的民间工厂开始偷偷从香港买“三代红旗”车床，说“虽然有误差，但比美国的耐用，修起来也方便”，军工厂的技工甚至托人来大陆买《精密加工手册》，说“想看看真正的参数”。
他望着展台前的人群，有工人，有农民，有技术员，还有戴红领巾的孩子，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对好日子的期待。这期待，就是技术扎根的土壤——不管是东北的钢、上海的布，还是台岛偷偷流传的大陆货，最终都要落到“让人过得更好”这根脉上，才能长得根深叶茂。
暮色中的大会堂亮起灯光，照亮“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傅崇碧知道，中国制造的齿轮还在转，“金包银”的稻穗还在长，而那些藏在钢铁与稻穗里的力量，终将跨过山海，让九州大地的每一寸土地，都长出属于自己的丰饶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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