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南山地的“电化梯田”
四川盆地边缘的山村里，郑阿福的堂弟郑阿贵正踩着电动打谷机，稻穗在滚筒里翻滚，谷粒飞溅在竹篾簸箕上，像撒了把金豆子。打谷机的电机是重庆电机厂的“山城牌”，个头比老款小一半，却能带动直径一米的滚筒，一天能打二十担稻子。
“阿贵，电够不够用？”村支书扛着电线竿走过来，竿子上的瓷瓶是西安产的，比以前的陶瓶轻30%，“县里刚拉了高压线，以后再也不用限电了，你这打谷机能从早开到晚。”
郑阿贵停下机器，指着山腰的梯田：“你看那抽水站，是用沈阳的水泵改的，扬程比老水泵高五丈，把山脚的河水抽到山顶，再顺着水管流下来，梯田再也不怕旱了。”
抽水站的机房里，压力表的指针稳稳指在0.5兆帕。压力表的外壳是用废炮弹壳熔铸的，表盘玻璃来自洛阳，刻度是激光雕刻的，比手工画的清楚十倍。“这表准得很，”管水员老张擦着表盘，“以前凭感觉开水阀，要么淹了田，要么没浇透，现在看着表调，不多不少正合适。”
山脚下的公路上，辆解放牌卡车正往村里运化肥。化肥袋上印着“尿素含量46%”，是兰州化肥厂的产品，颗粒均匀得像用筛子筛过。“这化肥真顶用，”郑阿贵的媳妇提着篮子走过，篮子里的“金包银”稻穗沉甸甸的，“以前一亩地施五十斤肥才长四百斤稻子，现在施三十斤就长八百斤，还省钱！”
卡车司机探出头喊：“阿贵，你们要的脱粒机零件到了！沈阳机床厂特意给咱山区改的，齿轮加厚了两毫米，扛造！”
郑阿贵接过零件箱，打开一看，零件上还沾着机油，是沈阳师傅特意涂的防锈油。“上次寄来的《保养手册》，俺们都翻烂了，”他笑着说，“按上面说的，每月给轴承上黄油，机器转了三年都没坏，比老祖宗传的木犁还结实！”
夕阳把梯田染成金红色，水管里的水流进稻田，泛起细碎的波光。郑阿贵望着电动打谷机的电机转得欢实，突然觉得这山地里的变化，比山外的高楼还让人踏实——电来了，水通了，机器转了，日子就像这稻穗，一天比一天饱满。
四、内外同频的“中国节奏”
北京的工业展览馆里，傅崇碧站在“十年成就展”的展台前，看着玻璃柜里的展品：左边是五年前的手工锻打犁铧，坑坑洼洼的表面留着锤痕；右边是现在的精密铸造犁铧，曲面光滑得能照见人影，旁边的标签写着“鞍山特钢，硬度HRC52”。
“傅同志，你看这组数据，”周明指着墙上的图表，“我国机床产量十年增长五倍，精密机床占比从5%提到35%；钢产量突破千万吨，其中特种钢占比20%，十年前这数还不到1%。”
展台前，一群戴红领巾的孩子正围着“东方红-75”拖拉机模型看。模型的履带是用真钢做的，能灵活转动，驾驶舱里的小人手里，还握着本迷你《保养手册》。“老师说，这拖拉机的齿轮，比手表的还精密，”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仰着脸说，“将来我要造更厉害的机器，让地里长出更多粮食！”
傅崇碧笑了，想起沈阳机床厂的小王——那孩子现在带了三个徒弟，其中两个是从农村来的，当年连游标卡尺都不会用，现在能独立操作数控车床。还有林小满，从描图员变成了能和苏联专家讨价还价的技术骨干，俄语说得比东北话还溜。
展览馆外的长安街上，公共汽车来来往往，车身上的广告画换了新内容：左边是“红旗”车床加工的航空零件，右边是“金包银”稻穗堆成的小山，中间用红笔写着“工业农业，比翼齐飞”。
“刚收到满洲里的电报，”周明递给傅崇碧一张纸条，“别洛夫工程师说，他们用我们的稀土钢造的坦克履带，在西伯利亚演习中跑了五千公里没断，比德国的还耐磨。他们想用T-72坦克的变速箱技术换我们的‘双丝埋弧焊’全套工艺。”
傅崇碧接过纸条，又看到厦门发来的消息：台岛的“初代红旗”车床已经用坏了七台，军工厂偷偷从香港买的“配件”，其实是沈阳特制的“磨损件”，现在连美国顾问都在抱怨“中国机床太娇气”。
他望着展览馆外的车流，突然觉得这十年的变化，就像一组咬合紧密的齿轮——东北的钢、上海的布、西南的稻、满洲里的货栈、厦门的渔船，看似散落各地，却在同一节奏下转动。这节奏里，有工厂的机床声，有农田的收割机声，有货栈的讨价还价声，还有孩子们的笑声，共同汇成了“中国前进”的节拍。
暮色渐浓，展览馆的灯光亮了起来，把“十年成就展”的字样照得格外醒目。傅崇碧知道，这只是开始——就像“金包银”能在冻土抽穗，中国制造的齿轮，终将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啮合点，转出更扎实、更响亮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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