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王把卡尺架在石板上,果然,读数稳定了不少。傅崇碧指着齿轮:“你看这齿面,西德用的是普通淬火,咱加点稀土元素试试。上次鞍钢送来的稀土钢,硬度能提高20%。”
车间主任张师傅凑过来,手里捏着张图纸:“崇碧同志,刚接到巴黎的订单,要十台精密车床,说是造汽车变速箱用的。”他压低声音,“北约那边怕是不乐意,这算不算‘资敌’?”
傅崇碧接过图纸,上面的法语标注旁边,已经被技术员翻译成了中文,某行参数旁画着红圈——那是对方要求的精度,0.005毫米,正是“红旗”车床的拿手好戏。“不算,”他用笔在订单上圈出“汽车变速箱”几个字,“造汽车总比造坦克强。跟他们说,要换,用无缝钢管换,咱大庆到丹东的输油管正缺这玩意儿。”
张师傅眼睛一亮:“这主意好!上次看西德的钢管样品,焊缝太脆,咱的‘双丝埋弧焊’技术比他们强,正好换回来研究。”
小王突然喊起来:“测出来了!误差0.003毫米!能修!”他举着卡尺跳起来,蓝布工装的后背已经被汗浸透,“崇碧同志,我就说能行!”
傅崇碧拍了拍他的肩膀,指了指墙上的标语:“咱工人有力量——这力量不是靠喊的,是靠卡尺上的小数点。”窗外的广播又响了,这次说的是鞍山钢铁厂研发的新模具钢,能承受零下四十度的低温,“你看,这钢能在西伯利亚用,将来咱的拖拉机,能开到莫斯科去。”
小王似懂非懂地点头,手里的卡尺反射着灯光,在齿轮上投下细小的光斑。那光斑像个逗号,标记着未完待续的故事。
三、莱茵河的回信
柏林墙的检查站,东德士兵汉斯正用手里的“红旗”卡尺测量西柏林运来的无缝钢管。卡尺的显示屏上跳动着数字:“直径50.002毫米”,而标准是50±0.005毫米。他吹了声口哨,对着对讲机说:“合格。这中国卡尺真不赖,比苏联的轻一半。”
西柏林的工程师米勒举着咖啡杯,隔着铁丝网看着这一幕,眉头皱得像拧成绳的铁丝。上周他去法兰克福参加机床展,中国展台前挤满了人——一台“红旗”车床正在演示加工手表齿轮,0.001毫米的误差,引得瑞士钟表商围着拍照。
“他们的机床精度怎么突然这么高?”米勒问助手,助手递过一份拆解报告,上面标着:“主轴轴承,中国制造,寿命比德国同型号长30%;进给系统,采用稀土永磁电机,响应速度快15%。”
米勒揉了揉太阳穴。三个月前,他还在嘲笑中国同行带的游标卡尺——木头柄,刻度模糊。可现在,他的车间里,五台进口机床中就有一台是中国的,因为“红旗”车床的电费比德国机床省四成。
“老板,中国机床厂回复了,”助手拿着传真跑过来,“同意用无缝钢管换车床,但要求我们提供焊缝探伤技术。”
米勒盯着传真上的签名——“沈阳机床厂 傅崇碧”。这个名字上个月出现在《机械工程》杂志上,那篇关于“双丝埋弧焊”的论文,解决了厚壁钢管焊接的气孔问题,连克虏伯的总工程师都在会上夸过。
“给他们,”米勒突然说,“把最新的探伤仪说明书也附上。告诉他们,下次机床展,我想跟傅崇碧同志喝杯啤酒。”
助手愣住了:“可北约规定……”
“规定是给跟不上时代的人定的,”米勒望着铁丝网那边的汉斯,他正把“红旗”卡尺别在腰上,像别着把荣誉勋章,“你见过哪个输油管会自己变成炮弹吗?”
传真发出去的时候,傅崇碧正在给鞍山钢铁厂写信。信里附着张草图——用拖拉机履带钢改造的输油管接口,抗压强度比普通钢材高两倍。“……建议用‘双丝埋弧焊’焊接口,”他写道,“朝鲜的灌溉渠用这技术焊的接缝,去年洪水冲了三次都没裂。”
窗外的梧桐树抽出了新叶,风一吹,影子在图纸上晃,像无数只小手在帮忙修改参数。傅崇碧想起金哲说的,朝鲜农民要给“东方红”拖拉机塑雕像,底座上刻“钢犁比炮管更有力量”。他笑了笑,把信塞进信封——信封上的邮票是天安门和金刚山的合影,那是中朝联合发行的。
四、稻田里的答案
秋收那天,傅崇碧又去了朝鲜。金哲在田埂上扯着嗓子喊,声音比拖拉机还响:“崇碧同志!快来看!‘金包银’亩产750斤!比去年又多了50斤!”
田地里,联合收割机正“呜呜”地吞稻穗,金色的稻粒顺着管道流进车斗,溅起的稻糠落在傅崇碧的军大衣上。穿碎花袄的朝鲜大妈举着铜烟袋跑过来,烟锅里的“关东烟”冒着青烟:“我孙女考上平壤大学了!学机械的,说将来要造中国那样的拖拉机!”
大妈身后跟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手里捧着个铁皮盒子,打开一看,是用稻壳粘的拖拉机模型,履带是用“东方红”的废履带齿做的,亮晶晶的,显然磨了很久。“傅叔叔,这是我做的,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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