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傍晚,夏堇在档案馆门口换灯泡。灯口有点松,她踩着凳子,抬手的时候,风从袖口滑进去,冷得像一片新磨的玻璃。她稳住,拧紧。下来的时候,闻叙把一张新的电台节目单递给她:“今晚播你的声音。”
“我的?”
“你说一句就行。”
她站到麦克风前,第一次对着空房间说话:“这里是无名纪年。梦已结清,债未归零。我们还活着。”话音落下,她看一眼红灯,红灯灭了。那段录音被存进电台第一个频道的第一个文件夹,文件名“0001_Human.wav”。张弛提议把它备份三份,分别埋在塔基的三角点下。没人反对。
后来的一些夜里,夏堇偶尔会在台阶上坐一会儿。远处风穿过楼群,带动老旧广告牌轻轻拍打墙面,发出空心的响。她不再数灯,也不再猜城市里有多少人在醒着。她只看风把一条旧横幅慢慢磨薄,直至只剩一根筋吊着,像词从口里退下的最后一笔。
又过多年,社会彻底脱离梦权体系。人们的证件上不再写“梦权编号”,而是写“居所坐标”;医院问诊不再先测“梦温”,而是先问“你昨晚有没有吃饭”;报纸的天气预报不再播“今日推荐睡眠时段”,改成“今日风向建议晾衣或收衣”。这些变化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像是从某一天起,谁把世界轻轻拧正了一度。
阮初留在南区,她喜欢那里的噪音与密度。每当新的线路完成,她会在配电箱内侧贴一个小贴纸,写“无名纪年第×年·×月·×日·完工”,没有署名。偶有好事者掀开看到了,就在外侧又贴一张同样的,算是致意。她从不承认。
闻叙的电台越做越简,节目单几乎固定:风声、脚步、街头讨论、匿名口述。有人劝他做访谈,他摇头:“我怕把人变成故事。”
张弛把无名馆经营得像个市场,他会和孩子们讨价还价:“你这页写得太短,换不了两张纸,只能换一张。”孩子笑着点头,转身又跑回角落多写了两行。
某个下午,一个路过的少年在馆门口停下,问夏堇:“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名字?”
“因为名字总有一天会被遗忘。”她回答,“但活着的人不会。”
少年点点头,照例留下了一页纸:他写的,是第一次在黑暗里不害怕的夜晚。那一页被归到“无名纪年第四年·夏·无标题”。
又一个黄昏,城里下小雨。雨不大,像有人用细刷子轻轻扫过屋檐。电台在播街头收来的对话,两个老人坐在路边说他们年轻时排队领梦票的事,说着说着都笑了,其中一个突然正色:“我挺担心的啊,现在小孩子声音太大。”另一个说:“声音大没事,别被同一种声音盖住就行。”录音到这里卡了一下,风声挤进来,把两人的笑声拉细。
夜深一点,档案馆贴出新牌子——“无名纪年第一年·清醒归档开始”,被改成“无名纪年第一年·清醒归档持续”。有人提议换“常年”,张弛摇头:“‘持续’这个词有耐心。”
后来,城里成立了“公共沉默日”。不是纪念谁,只是那一天尽量少说话,少播音乐,少放广告。有人不习惯,觉得冷清;也有人在那天把窗全开,听风把走廊的鞋垫吹翻。电台那天只播一行字的合成音:“我们仍然清醒。”
再往后,外地来的人渐渐多了。他们学会了怎么在风里找路,也学会了把自己的梦放回口袋。经常有人在馆门口问路:“无名纪年的起点在哪儿?”夏堇指着台阶:“这里就是。”他们抬头看一眼残塔,往往点点头,然后低头把坐标记在掌心。
冬天又来。塔的阴影更硬,风在砖缝间走直线,偶尔绊倒一只流浪猫。傍晚时分,街面亮起不齐的灯,孩子们从巷口跑过,背后拖着“无名电台”的广播声。有人关门,有人开窗,有人把旧报纸叠成花,插进玻璃瓶里。
夏堇坐在台阶上,手里转着她第一天留下来的那枚空弹壳,金属边缘已经被磨得圆润。她想起从前很多个夜晚,自己举着它,仿佛握着某种坐标。现在不用了,坐标已经长在街上:每一盏灯、每一条电线、每一本手抄本、每一台没有节目的电台,都是。
“梦禁结束。”她轻声说。不是宣告,更像给自己一个准确的注释。
她抬头看向星空。天并不澄澈,城里的光把星星压得隐约,但她并不在意。她知道,风会走,灯会灭,孩子会长大,记忆会缺页,人会犯错——而世界会继续。
远处的电台开始播新的节目。第一段仍是风声,其次是街角一位摊主和顾客争吵米价,最后是一个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念出今天的日期:“无名纪年第五年·冬。”读完,他笑了一下,说:“我念错了吗?”收音机里传来另一个孩子的回答:“没有。”
无名馆里,张弛把今天最后一本账本合上,在扉页上写下:——梦结清,人未完。
他把灯关了一半,留下一半。门外风吹过台阶,掀起门帘一个小角,又放下。
这里是无名纪年。
他们仍然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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