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傍晚，夏堇在档案馆门口换灯泡。灯口有点松，她踩着凳子，抬手的时候，风从袖口滑进去，冷得像一片新磨的玻璃。她稳住，拧紧。下来的时候，闻叙把一张新的电台节目单递给她：“今晚播你的声音。”
“我的？”
“你说一句就行。”
她站到麦克风前，第一次对着空房间说话：“这里是无名纪年。梦已结清，债未归零。我们还活着。”话音落下，她看一眼红灯，红灯灭了。那段录音被存进电台第一个频道的第一个文件夹，文件名“0001_Human.wav”。张弛提议把它备份三份，分别埋在塔基的三角点下。没人反对。
后来的一些夜里，夏堇偶尔会在台阶上坐一会儿。远处风穿过楼群，带动老旧广告牌轻轻拍打墙面，发出空心的响。她不再数灯，也不再猜城市里有多少人在醒着。她只看风把一条旧横幅慢慢磨薄，直至只剩一根筋吊着，像词从口里退下的最后一笔。
又过多年，社会彻底脱离梦权体系。人们的证件上不再写“梦权编号”，而是写“居所坐标”；医院问诊不再先测“梦温”，而是先问“你昨晚有没有吃饭”；报纸的天气预报不再播“今日推荐睡眠时段”，改成“今日风向建议晾衣或收衣”。这些变化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像是从某一天起，谁把世界轻轻拧正了一度。
阮初留在南区，她喜欢那里的噪音与密度。每当新的线路完成，她会在配电箱内侧贴一个小贴纸，写“无名纪年第×年·×月·×日·完工”，没有署名。偶有好事者掀开看到了，就在外侧又贴一张同样的，算是致意。她从不承认。
闻叙的电台越做越简，节目单几乎固定：风声、脚步、街头讨论、匿名口述。有人劝他做访谈，他摇头：“我怕把人变成故事。”
张弛把无名馆经营得像个市场，他会和孩子们讨价还价：“你这页写得太短，换不了两张纸，只能换一张。”孩子笑着点头，转身又跑回角落多写了两行。
某个下午，一个路过的少年在馆门口停下，问夏堇：“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名字？”
“因为名字总有一天会被遗忘。”她回答，“但活着的人不会。”
少年点点头，照例留下了一页纸：他写的，是第一次在黑暗里不害怕的夜晚。那一页被归到“无名纪年第四年·夏·无标题”。
又一个黄昏，城里下小雨。雨不大，像有人用细刷子轻轻扫过屋檐。电台在播街头收来的对话，两个老人坐在路边说他们年轻时排队领梦票的事，说着说着都笑了，其中一个突然正色：“我挺担心的啊，现在小孩子声音太大。”另一个说：“声音大没事，别被同一种声音盖住就行。”录音到这里卡了一下，风声挤进来，把两人的笑声拉细。
夜深一点，档案馆贴出新牌子——“无名纪年第一年·清醒归档开始”，被改成“无名纪年第一年·清醒归档持续”。有人提议换“常年”，张弛摇头：“‘持续’这个词有耐心。”
后来，城里成立了“公共沉默日”。不是纪念谁，只是那一天尽量少说话，少播音乐，少放广告。有人不习惯，觉得冷清；也有人在那天把窗全开，听风把走廊的鞋垫吹翻。电台那天只播一行字的合成音：“我们仍然清醒。”
再往后，外地来的人渐渐多了。他们学会了怎么在风里找路，也学会了把自己的梦放回口袋。经常有人在馆门口问路：“无名纪年的起点在哪儿？”夏堇指着台阶：“这里就是。”他们抬头看一眼残塔，往往点点头，然后低头把坐标记在掌心。
冬天又来。塔的阴影更硬，风在砖缝间走直线，偶尔绊倒一只流浪猫。傍晚时分，街面亮起不齐的灯，孩子们从巷口跑过，背后拖着“无名电台”的广播声。有人关门，有人开窗，有人把旧报纸叠成花，插进玻璃瓶里。
夏堇坐在台阶上，手里转着她第一天留下来的那枚空弹壳，金属边缘已经被磨得圆润。她想起从前很多个夜晚，自己举着它，仿佛握着某种坐标。现在不用了，坐标已经长在街上：每一盏灯、每一条电线、每一本手抄本、每一台没有节目的电台，都是。
“梦禁结束。”她轻声说。不是宣告，更像给自己一个准确的注释。
她抬头看向星空。天并不澄澈，城里的光把星星压得隐约，但她并不在意。她知道，风会走，灯会灭，孩子会长大，记忆会缺页，人会犯错——而世界会继续。
远处的电台开始播新的节目。第一段仍是风声，其次是街角一位摊主和顾客争吵米价，最后是一个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念出今天的日期：“无名纪年第五年·冬。”读完，他笑了一下，说：“我念错了吗？”收音机里传来另一个孩子的回答：“没有。”
无名馆里，张弛把今天最后一本账本合上，在扉页上写下：——梦结清，人未完。
他把灯关了一半，留下一半。门外风吹过台阶，掀起门帘一个小角，又放下。
这里是无名纪年。
他们仍然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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