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播放时间表写在门口小黑板上：早六点，风声；中午，街头杂音；傍晚，读三封匿名信；夜里，十分钟静默。静默时段最受欢迎，周围的店主会把音量调大，让那十分钟覆盖整条街。后来有人问为什么要播“没有声音”，闻叙说：“因为那时候每个听的人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又过一个月，过渡委员会正式宣布解散，梦代偿局关停，剩下的设备统一封存。某些官员仍然喜欢写通告，但纸张贵，没人愿意贴。更多消息改成了“传人不传纸”，谁看见，谁回去跟邻居说。消息慢了一点，却更准。有人把这叫“风报”，还画了个小图案：一只没有翅膀的鸟，嘴里叼着一条纸带。
这期间，仍有人要求“重建秩序”。提出者大多来自旧系统，他们习惯于“统一”的安稳，认为“自发的市面”不可持续。有一次他们组织了一场公开辩论，选在市政大厅。辩方拿出曲线图，说“小规模的统筹会提高效率”，反方拿出另一个曲线图，说“效率常常是初期独裁的温床”。两边讲了三个小时，最后主持人说：“既然大家的曲线都好看，那就不看曲线，看谁愿意明天早上来把破路修好。”第二天一早，反方那位年长先生拿着锄头来了，辩方两名学生也来了，三个人一起把路修了。傍晚，大家一致通过一条决议：修路归修路，曲线回家看。
无名馆的来稿越来越多。有人写他第一次在风里闻到饭香；有人写他决定不再缴“清醒税”的那一刻；有人写自己在夜里害怕醒来，但决定不吃安眠药。张弛把这些稿子按日装订上架，编号从“0001”往下走。某个下雨天他发现编码用得太快，索性在扉页上加了一行“人类账本·分册”，把原先的“风账”并列起来。
“我们在写两种书。”他说，“一本是风，一本是人。”
“还有一本是沉默。”闻叙提笔在目录上加了第三栏，“没有写下来的，得留空。”
空白页引起了小小的争议。有人认为空白冒犯努力写下的人，有人认为空白才能说明“记忆权”的存在。夏堇没参与争论，她在每一册的最后粘了张小标签：“若无记，则留页。留页是对活着的尊重。”争论就此打住，因为修书的人最辛苦，他们说了算。
春天以前，城市以一种怀旧的方式恢复了“提审”。不是审人，而是审物：街头设一个摊位，每天摆三样梦时代的东西——一个旧梦权接口、一张梦票、一支安眠针。路过的人可以停下来说一句话：扔、留、改或者“我不知道”。这一点像仪式，又像练习。多数人选择“改”，把接口拆成小零件当风铃，把梦票压在书页里当书签，把安眠针交给医生回收。偶有几人说“我不知道”，摊主就点头说“那就下次再来”。没人催促。
阮初从南区回来那天，手臂上多一道新疤。她把工具包往地上一放，说到第一个字就笑了：“电网活了。那边把‘低谷用电’改成‘夜读配额’，家里有学生的多给一点。我第一次看见配电室贴科目表。”
“数学电，语文电，体育电？”闻叙笑。
“差不多。”阮初把工服挂到墙上，“他们给风也配了电，说‘晚上风大，风铃响太吵，就给风铃的传感器供电，让它夜里别响’。”
“你同意了？”
“我没意见，我只是布线的人。”她顿了顿，“但我把开关留给了住户自己。”
夜里，电台播放一段新的录音。那是城市另一头一个老人留的口述，他讲起梦权崩塌那天，楼下广播突然停了，他第一次听到自己家水管里流动的声音。他说：“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家里一直在响。”录音的最后，他用力咳嗽，停了一会儿，小声补了一句：“谢谢你们把风放进来。”录音室里一时很安静，闻叙把音量往下拉，留了两秒空白，才播下一段。
春分前夕，城里出现第一份“无名日报”。版面是从废弃厂里淘来的旧印刷机压出来的，油墨气味刺鼻。头版没有社论，只有一行干巴巴的日期：“无名纪年第1年·春·第1号”。第二版写的是集市米价，第三版是维修公告，第四版登了无名馆的地址，最后一栏印了电台频率。有人笑这份报纸“没有灵魂”，也有人把它叠成小帽子给孩子戴。
这一年中，仍有几个旧派人物试图重启“梦经济”。他们在城外废区搭了白色帐篷，挂出“赎梦一次十点”的牌子。前两天有好奇的人去，第三天就没人看。第五天帐篷拆了。后来有商人用同样的帐篷卖烤饼，生意意外好，原因是他把帐篷上的字没擦干净，远远看去像“熟饼一次十点”。张弛拿了两块回来，边吃边说：“这就叫市场自我更正。”
季节再往前推一点，城北小学开学。第一节课是“如何辨别广播”。老师把一个旧喇叭放在讲台上，让孩子们依次说这个东西的好处和坏处。一个小女孩举手说：“它让很远的人听到同样的声音。”说完又举手：“它也会把很远的人变成一个人。”老师让她把第二句话写在黑板上。孩子们念了两遍，铃响了。那一天，风不大，黑板粉末落在窗台上，像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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