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播放时间表写在门口小黑板上:早六点,风声;中午,街头杂音;傍晚,读三封匿名信;夜里,十分钟静默。静默时段最受欢迎,周围的店主会把音量调大,让那十分钟覆盖整条街。后来有人问为什么要播“没有声音”,闻叙说:“因为那时候每个听的人能听见自己的声音。”
又过一个月,过渡委员会正式宣布解散,梦代偿局关停,剩下的设备统一封存。某些官员仍然喜欢写通告,但纸张贵,没人愿意贴。更多消息改成了“传人不传纸”,谁看见,谁回去跟邻居说。消息慢了一点,却更准。有人把这叫“风报”,还画了个小图案:一只没有翅膀的鸟,嘴里叼着一条纸带。
这期间,仍有人要求“重建秩序”。提出者大多来自旧系统,他们习惯于“统一”的安稳,认为“自发的市面”不可持续。有一次他们组织了一场公开辩论,选在市政大厅。辩方拿出曲线图,说“小规模的统筹会提高效率”,反方拿出另一个曲线图,说“效率常常是初期独裁的温床”。两边讲了三个小时,最后主持人说:“既然大家的曲线都好看,那就不看曲线,看谁愿意明天早上来把破路修好。”第二天一早,反方那位年长先生拿着锄头来了,辩方两名学生也来了,三个人一起把路修了。傍晚,大家一致通过一条决议:修路归修路,曲线回家看。
无名馆的来稿越来越多。有人写他第一次在风里闻到饭香;有人写他决定不再缴“清醒税”的那一刻;有人写自己在夜里害怕醒来,但决定不吃安眠药。张弛把这些稿子按日装订上架,编号从“0001”往下走。某个下雨天他发现编码用得太快,索性在扉页上加了一行“人类账本·分册”,把原先的“风账”并列起来。
“我们在写两种书。”他说,“一本是风,一本是人。”
“还有一本是沉默。”闻叙提笔在目录上加了第三栏,“没有写下来的,得留空。”
空白页引起了小小的争议。有人认为空白冒犯努力写下的人,有人认为空白才能说明“记忆权”的存在。夏堇没参与争论,她在每一册的最后粘了张小标签:“若无记,则留页。留页是对活着的尊重。”争论就此打住,因为修书的人最辛苦,他们说了算。
春天以前,城市以一种怀旧的方式恢复了“提审”。不是审人,而是审物:街头设一个摊位,每天摆三样梦时代的东西——一个旧梦权接口、一张梦票、一支安眠针。路过的人可以停下来说一句话:扔、留、改或者“我不知道”。这一点像仪式,又像练习。多数人选择“改”,把接口拆成小零件当风铃,把梦票压在书页里当书签,把安眠针交给医生回收。偶有几人说“我不知道”,摊主就点头说“那就下次再来”。没人催促。
阮初从南区回来那天,手臂上多一道新疤。她把工具包往地上一放,说到第一个字就笑了:“电网活了。那边把‘低谷用电’改成‘夜读配额’,家里有学生的多给一点。我第一次看见配电室贴科目表。”
“数学电,语文电,体育电?”闻叙笑。
“差不多。”阮初把工服挂到墙上,“他们给风也配了电,说‘晚上风大,风铃响太吵,就给风铃的传感器供电,让它夜里别响’。”
“你同意了?”
“我没意见,我只是布线的人。”她顿了顿,“但我把开关留给了住户自己。”
夜里,电台播放一段新的录音。那是城市另一头一个老人留的口述,他讲起梦权崩塌那天,楼下广播突然停了,他第一次听到自己家水管里流动的声音。他说:“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家里一直在响。”录音的最后,他用力咳嗽,停了一会儿,小声补了一句:“谢谢你们把风放进来。”录音室里一时很安静,闻叙把音量往下拉,留了两秒空白,才播下一段。
春分前夕,城里出现第一份“无名日报”。版面是从废弃厂里淘来的旧印刷机压出来的,油墨气味刺鼻。头版没有社论,只有一行干巴巴的日期:“无名纪年第1年·春·第1号”。第二版写的是集市米价,第三版是维修公告,第四版登了无名馆的地址,最后一栏印了电台频率。有人笑这份报纸“没有灵魂”,也有人把它叠成小帽子给孩子戴。
这一年中,仍有几个旧派人物试图重启“梦经济”。他们在城外废区搭了白色帐篷,挂出“赎梦一次十点”的牌子。前两天有好奇的人去,第三天就没人看。第五天帐篷拆了。后来有商人用同样的帐篷卖烤饼,生意意外好,原因是他把帐篷上的字没擦干净,远远看去像“熟饼一次十点”。张弛拿了两块回来,边吃边说:“这就叫市场自我更正。”
季节再往前推一点,城北小学开学。第一节课是“如何辨别广播”。老师把一个旧喇叭放在讲台上,让孩子们依次说这个东西的好处和坏处。一个小女孩举手说:“它让很远的人听到同样的声音。”说完又举手:“它也会把很远的人变成一个人。”老师让她把第二句话写在黑板上。孩子们念了两遍,铃响了。那一天,风不大,黑板粉末落在窗台上,像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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