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几天，工厂主们都以为这只是华人的某种新式罢工，一种无声的要挟。
他们联合起来，派代表去唐人街，试图找到那些会馆的头领谈判。
但唐人街的反应却出奇地冷漠。
那些穿着长衫的代表们，只是彬彬有礼地告诉他们，那些工人担心失业白人的安危，来唐人街寻求庇护，短时间不会回去。
他们提出了涨薪，提出了减少工时，那些人只顾着摇头，甚至后来还装听不懂。
这种故作姿态的无知，比任何直接的对抗都更让亨利愤怒。
他决定不等了。工厂每停工一天，损失都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他必须找到替代的劳动力。
于是，亨利·斯托克顿把目光投向了城里另一群数量庞大、同样饥饿的群体，爱尔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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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爱尔兰工人的过程比亨利想象中要顺利。
席卷全国的经济大恐慌，让铁路公司破产，工厂倒闭，这城里一多半的白人劳工失去了工作，其中绝大多数是爱尔兰人。
他们曾是建设这个国家的主力，如今却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累赘。
他们聚集在码头和贫民窟里，整日无所事事，靠着廉价的威士忌和偶尔的零工度日，
当亨利贴出招工告示时，他的工厂门口几乎被挤爆了。
他们争先恐后，甚至为了一个工作名额而大打出手。
最终，他挑选了三十多个看起来还算精壮、没有醉得太厉害的家伙。
他们的薪水要求比华人高出一截，但还不算离谱。
在工厂即将破产的巨大压力下，亨利咬着牙接受了。
至少，机器可以重新转动起来了。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惹上了一群新的“麻烦”。
爱尔兰人和华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物。
那些辫子佬沉默、顺从，像一群被阉割过的牛羊。
而这些爱尔兰人，则像是精力过剩的野马，吵闹、散漫，而且充满了攻击性。
他们会在工作时间大声说笑，会因为一点小事就争吵不休。
最让他头疼的是，他们似乎永远无法理解“纪律”这两个字的含义。
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甚至有人敢在车间里偷偷喝酒。
工头芬利不止一次向他抱怨：“老板，这帮家伙太难管了。他们不像那些华工，你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多说了两句，他们连我一起骂，甚至要对我动手。”
更让亨利感到不安的，是他总能看到一些奇怪的景象。
那些新来的爱尔兰工人，总会在休息的时候，和他厂里那几个留下来的、同样是爱尔兰裔的老工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他那几个老工人，都是跟着他干了好多年的，手艺精湛，平时也还算老实。
但自从这批新人来了之后，他们也变得有些不一样了。他们的眼神里多了一丝他看不懂的东西，一种……躁动不安的、仿佛在密谋着什么的火焰。
亨利好几次看到，一个新人工头，正和一个老工人躲在仓库的角落里，低声交谈。新来的这个是个身材高大、满脸络腮胡的家伙，据说在铁路工地上当过小头目，在失业工人中很有声望。而老工人，则是他厂里资格最老的技师。
他们一看到亨利走近，就立刻分开，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那种欲盖弥彰的姿态，反而加重了他心中的疑虑。
他们在串联什么？
他问过芬利，芬利摇了摇头，说他也不知道。
但他提醒亨利，最近城里那个叫丹尼斯·科尔尼的家伙，他们的爱尔兰工人党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加州工人党”，天天到处集会，煽动那些失业的白人工人。
芬利压低声音说，“他们说，是那些抢走了白人的工作，是那些铁路大亨和银行家，勾结这些廉价的黄皮猪，才让我们这些白人没了活路。”
“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危机，应该由那些异教徒和有色人种来扛，应该全部开除那些黄皮肤，我想，这或许是那些华工全部消失的原因。”
这个消息让亨利感到一阵寒意。
科尔尼的演讲他有所耳闻，报纸上说他是个极具煽动性的疯子。
加州工人党，与其说是一个政党，不如说是一个由愤怒和仇恨凝聚起来的暴民团体。
他的工人们，是不是也受到了影响？
他们私下里串联，是不是在酝酿着什么针对他的阴谋？
亨利不敢再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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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的预感，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报纸上的全美格斗赛已经进入了半决赛，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投注的数量也越来越惊人。
甚至亨利为管理那些爱尔兰工人而焦头烂额的时候，都忍不住就看了一场比赛，还赢了两百美元，大喊大叫了一晚上，感觉无比的解压。
第二天，他还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打盹，就接到了新的消息。
为了削减成本，以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为首的西部很多幸存的铁路公司，决定对所有岗位的工人，进行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不等的降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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