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六年，清明。
苏州城早已恢复了往日的繁华，甚至比战前更兴盛。阊门外的青石街拓宽了，铺面翻新了，幌子招牌在春日暖阳下熠熠生辉。运河里漕船往来如梭，码头上脚夫吆喝声、商贩叫卖声、茶楼丝竹声，交织成太平年景特有的喧腾乐章。
陈记货栈的招牌换成了黑底金字，门面占了半条街，气派得很。但老苏州人都知道，这气派不是凭空来的——三年前那场战乱，陈老板散尽家财换船契救人的事，早已传遍大街小巷。战乱平定后，那些被他救下的人，那些受过他恩惠的人，从四面八方聚回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不过一年光景，陈记货栈不仅重建，规模还扩了三倍。
此刻，货栈后院，那棵杏树正花开如雪。
一树繁花在春风中簌簌飘落，落在石桌上，落在棋盘上，落在对弈两人的肩头。陈望执黑，赵大勇执白，两人正杀得难解难分。三年过去了，赵大勇肩上的箭伤早已痊愈，只留下个铜钱大的疤，天阴时还会隐隐作痛。但他总说，这疤好，是提醒他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又该做什么样的人。
“将军！”陈望落子，笑眯眯看着对方。
赵大勇抓耳挠腮半晌，终于投子认输：“又输了！陈老板，您这棋艺见长啊。”
“不是棋艺见长，是你心思不在棋上。”陈望指着后院东墙，“总往那边瞧，怎么，惦记你家新开的作坊？”
东墙外，原是一片废墟，如今起了排整齐的瓦房，烟囱正冒着袅袅青烟——那是“赵记豆制品行”的作坊。战乱后，赵大勇用仅存的一点本钱重操旧业，陈望和王安福各出了一笔钱入股，帮他把小豆腐坊扩成了大作坊。如今赵记的豆腐、豆干、豆浆，不仅供应半个苏州城，还通过漕运卖到松江、杭州。最让人称道的是，作坊里雇的工人，多是战乱中伤残的百姓——瘸腿的负责烧火，独臂的负责点卤，聋哑的负责包装。赵大勇说：“都是苦命人，给口饭吃，活出个人样。”
“不是惦记作坊，”赵大勇憨笑，“是惦记今儿个清明，杏儿该从慈幼局回来了。”
话音刚落，后院门“吱呀”一声开了。秀娘领着杏儿进来，后面还跟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背着药箱，眉清目秀。
“爹！陈伯伯！”杏儿已十二岁了，出落得亭亭玉立，只是眉眼间还留着儿时的纯真。她如今在慈幼局做帮手，教那些孤儿识字算数，闲时还跟着坐堂郎中学习医术——她说，当年若不是陈伯伯心善，若不是爹娘最终回头，她早就病死了。学医，是为了能像陈伯伯那样，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
“大牛也来了！”陈望笑着招呼那少年。
正是当年那个在柱子刻身高线的学徒大牛。战乱中，他护着瞎眼母亲上了船，平安抵达江北。战事平定后，他带着母亲回苏州，第一件事就是回陈记货栈。陈望本要留他继续做学徒，少年却摇头：“掌柜的，我想学医。当年我娘眼瞎，若有良医，或许能治。”陈望二话不说，托人把他送到苏州最好的医馆学艺。三年过去，大牛已能独立看诊，尤其擅长眼科，治好了不少人的眼疾。
“陈叔，赵叔。”大牛规规矩矩行礼，又从药箱里拿出两个纸包，“这是新配的明目茶，您二位常看账目，眼睛容易累，每日泡一杯喝。”
正说着，前堂传来爽朗的笑声。王安福大步流星走进来，身后跟着个账房先生模样的中年人，手里捧着厚厚的账本。
“陈老板！赵老板！都在呢！”王安福这几年越发富态了，但眉眼间的厚道没变。他的布庄如今是松江数一数二的大商号，可苏州人提起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他的财富，而是他立的规矩：每售十匹布，必捐一匹给慈幼局。三年来，捐出的布匹累计已有千匹，做成衣裳，温暖了无数孤苦孩童。
“王老板这是送账本来了？”陈望打趣。
“不是账本，是‘善账’。”王安福让账房先生把本子摊在石桌上。那是本特制的册子，封面题着“广善录”三字。翻开，密密麻麻记录着这些年的善行：某年某月某日，助某地修桥；某年某月某日，赈某处灾民；某年某月某日，资助寒门学子赴考……每笔支出都有明细，有证人，有收据。
“上个月，松江慈幼局扩建，我捐了三百两。”王安福指着最新一条记录，“局里给立了功德碑，碑文我让他们写‘苏州陈氏倡善，松江王氏效之’。这善的源头，得记清楚。”
陈望连连摆手：“这哪成……”
“就得这么记。”王安福正色道，“没有您当年的榜样，哪有我王某人的今天？再说了，这也不是给我自己立碑，是给‘善’这个字立碑。让后来人知道，行善不吃亏，吃亏是福。”
众人都笑了。阳光透过杏花缝隙洒下来，光斑点点，落在每个人笑意盈盈的脸上。
午后，秀娘要去女子学堂授课。这是战乱后她新做的事——在陈望支持下，她办了间免费的女子学堂，专教穷苦人家女孩识字、算账、女红。课本是她自己编的，首页就写着：“善款自有善账，天地为簿。行善不望报，而福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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