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年，朝鲜半岛的小国泰封国国王弓裔的部下发动军事政变，拥戴将领王建登基，王氏高丽建国。这三个国家最后被王建统一为高丽王国。又称为王氏高丽，是朝鲜半岛地区建立的古代国家。之所以叫高丽，是新罗曾经臣服于高句丽，自居为高句丽继承者，但事实上，王氏高丽的祖先是新罗人，新罗的祖先是三韩人，和高句丽没有一点关系，事实上高丽早在年时就迫于契丹的压力奉契丹正朔，高丽国王由契丹册命。
而经过宋神宗时期宋丽关系的正常化，宋徽宗在位期间两国关系更加亲密。徽宗在位前期在对高丽政策方面继承了神宗的进取精神，改变了哲宗长达十九年对高丽只来不往的做法。宋徽宗积极开展对高丽的政治交往，意图恢复被辽夺去的对高丽宗主国地位。宋徽宗希望通过提高高丽的地位，通过升高丽使节为国信使以图强化“联丽制辽”政策。钦宗时期，面对金军入侵，钦宗实行了“联丽抗金”政策，但两个政策的收效甚微。
原本时间线上，宋徽宗崇宁二年，也就是徽宗在即位后的第三年便派户部侍郎刘逵、给事中吴拭出使高丽，“咨闻行册礼事。”意图对高丽行册封之礼，徽宗此时派使入丽的政治意图非常明显，就是要力图打破百余年来形成的宋、辽、丽三方格局，把高丽从辽那边争取过来。只是高丽却没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并不愿意完全倒向任意一边。
可在这个时间线上，因为范正鸿的武力压迫导致了辽国内部的权力漩涡，辽国为了稳住内部被迫转移战争压力，高丽肃宗鉴于地理上相邻于辽国却隔海相望于北宋，并综合考虑力量、形势等利害因素，被迫完全倒向了辽国一方。（虽然原本历史上也没有倒向宋朝就是了）
而在高丽睿宗王俣继位之后，大观四年徽宗提高了出使高丽使者的身份，派遣兵部尚书王襄、中书舍人张邦昌出使高丽。六月癸未，举行受诏仪式结束后，王襄、张邦昌“就王前传密谕”，称“闻王已受北朝册命，南北两朝通好百年，义同兄弟，故不复册王，但今赐诏，已去“权”字，即是宠王以真王之礼。”两国关系从此而解。
因此王进此番来就不能打燕王的名号，现在的地方粮草主要还是来自于宋国的境内，范正鸿的主要地盘基本都不是粮食的主产地，亦或者是因为政策的问题。目前无法收粮，所以根本无法和宋国翻脸，因此这次王进的行为只能是他自己的行为或者说假借大宋的行为。
清晨的海风裹挟着咸涩，撞在楼船甲板上，王进一身银甲立在船头，手中令旗被风卷得猎猎作响。身后，杜壆率领的步卒列阵如铁，石宝、厉天闰的水师战船分列两侧，船桨划开水面，在朝鲜西海岸的海面织出细密水纹——登岸之战，自此拉开序幕。
“传令石宝，率水师肃清近海敌船，绝不能让朝鲜守军断我后路！”王进声落，令旗向西急挥。石宝得令，立刻调遣十艘快船，劈波斩浪直扑远处的朝鲜哨船，分水叉手们伏在船舷，待靠近时突然发难，短时间内便缴获三艘哨船，扫清了登岸障碍。
“杜将军，带步卒抢占滩头！”令旗再变，指向岸边的平缓地带。杜壆提枪跃下小船，厉天佑、高可立紧随其后，兵士们扛着云梯、持着盾牌，踩着浅滩的海水冲锋。朝鲜守军早在此处布防，箭矢如雨点般射来，高可立挥刀格挡，却见厉天闰突然率水师快船绕到守军侧翼，船上弓弩手齐发，瞬间压制了敌方箭雨。
“冲！”杜壆抓住时机，玄铁长枪挑飞两名守军，率先踏上滩头。步卒们紧随其后，盾牌组成防线，云梯迅速架上守军的简易壁垒。王进立于楼船高处，目光扫过战场，见右翼守军有增援迹象，当即再挥令旗：“厉天闰，率三艘战船阻截敌援，务必拖延至主力登岸！”
厉天闰领命，战船调转方向，船首撞向敌方增援的小船，船上兵士与朝鲜援军在水面展开厮杀。与此同时，杜壆已率军突破第一道壁垒，厉天佑手持朴刀，一路砍杀至壁垒顶端，高声喊道：“已占滩头！”
王进见状，方才松了口气，抬手抹去额头的海风凝结的水珠。此时石宝的水师已完全控制近海，杜壆的步卒也在滩头站稳脚跟，后续粮草船正陆续靠岸——登朝鲜的第一战，以己方大胜告终。他望着渐次展开的营寨旗帜，拿出一封闻焕章，在离开之前提前给他写好的诏书，中国人干这种事情讲究的就是一个名正言顺。
“盖闻天道昭昭，唯佑仁德之君；王道荡荡，必惩悖逆之徒。今昭告天下，数朝鲜王王氏两代罪状，布我军讨逆之由：
昔我大宋，以仁治世，以礼睦邻。徽宗皇帝念及两国唇齿之谊，屡遣使臣，示好通和，愿结兄弟之盟，共御外侮、共享太平。然朝鲜王王氏，自其父辈起，便怀贪婪之心，恋辽国权柄之威，视大宋善意如无物，拒盟约而不顾，背睦邻而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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