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户册迷踪与新政之基
辽西大地，在测绘总局绘制的精详地图上，山川脉络、城寨关隘、道路水系已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可辨，仿佛一位巨人终于睁开了洞察地理的锐眼。然而，王磊的思绪却从这片沉默的土地，转向了其上生生不息的人。地图是骨架，而人口，才是赋予这片土地生命与活力的血肉。无论是“三年免赋”新政的精准实施与效果评估、军饷粮秣的公平摊派与高效调度、源源不断涌入的流民的有效安置与同化管理，还是潜在兵员的科学征募、各类工程徭役的合理调配，一切民政与军事行动的根基，最终都依赖于对人口数量、年龄构成、性别比例、职业分布、资产情况的精确掌握。而现实状况，却是一团令人焦头烂额的糊涂账，甚至比此前的地理迷雾更为混沌。
这一日，王磊于总兵府正堂，召见主管民政的户房主事、各州县主要官吏以及军中负责军户管理的官员，专项询问新政推行详情及户籍现状。户房主事面色惶恐地命人抬来几大箱落满灰尘、纸页泛黄脆化的册簿，声音带着无奈禀报：“总镇明鉴，此乃万历朝遗存之旧册，间或有天启、崇祯初年零星增补，然多年来战乱频仍，建虏屡次入寇，百姓流离失所，豪强趁机隐匿人口，胥吏更迭疏于管理，册籍早已名实不符，混乱不堪。册上所载丁口数目，与眼下实际情况相较，恐差之千里。或有整村逃亡而册未销，或有数口新添而册未录，更有投献、寄籍等情，纠缠不清。如今强力推行‘三年免赋’，新垦荒地与旧有田亩、新附流民与原有户籍纠缠混杂，若无一份准确无比的人口田亩底数，公平二字，实难落到实处，恐生无数纠纷，反损总镇威信。”
一位深知地方情弊的县令也躬身补充，语气沉重：“总镇，不仅如此。旧册沿袭祖制，主要只记‘丁口’（即成男），于老弱妇孺、具体年龄、所操职业、家产多寡，皆记载简略甚或全然空白。如今安置流民，发放救济口粮、种子、农具，全凭里长保甲估测上报，其中弊端丛生，或冒领，或遗漏，难以做到真正的雪中送炭。长此以往，非但新政美意打折扣，更易滋生民怨，让小人从中渔利。”
王磊静听着汇报，面色平静，目光却愈发深邃。手指无意识地在地图上辽西的区域轻轻划过。他面对的，是一个贯穿整个帝制时代的社会治理核心难题：人口数据严重失真、滞后且维度单一。这导致任何试图精准施策的努力，都如同在流沙上构筑高台，根基虚浮，随时可能倾覆。他清晰地意识到，辽西若要从根本上实现高效、公平、有力的治理，必须克服巨大阻力，进行一次彻底的、科学的、多维度的人口普查，彻底摸清自身的人力家底，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套全新的、动态更新的户籍与资产管理体系。
“绝不能继续依靠这些过时、粗陋且漏洞百出的旧册了！”王磊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力，“必须立即着手，进行一次覆盖全辽西的‘人口大清查’！此次清查，不仅要查清到底有多少人，还要精确知道每个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与户主关系、所操职业、健康状况、是否识字；每一户拥有多少田亩，田亩位置（需对应新地图）、肥瘠程度，拥有多少房产、牲畜、大型农具；是否为新附流民，原籍何处！此事，乃一切新政之基石，关乎公平正义，关乎社会稳定，更关乎辽西未来之命运！”
他的脑海中，迅速构建出现代人口普查的基本框架：设计结构化的普查登记表格、依据新地图划分明确的普查区、培训一支高素质的普查员队伍、规定统一的标准时间点（“册籍大造”之期）、建立严格的数据审核、汇总与统计分析流程。
然而，在明末的辽西，推行此法可谓困难重重：识文断字且可靠廉洁的人员极为稀缺；普通百姓对官府大规模的盘查本能地心存恐惧与疑虑，历史上“括户”往往伴随加赋抽丁，可能导致普遍性的隐瞒或谎报；地域广阔，交通不便，沟通极其困难；更缺乏系统的统计学知识和数据处理能力。
王磊深知此事绝非户房原有胥吏能独立完成，必须动用更强的组织力量和更高的权威。他决定成立一个临时的、但权力极大的“人口普查总局”，由总兵府直接直辖，自己亲自挂帅督办。他从军中抽调大量识文断字、纪律严明、作风相对正派的文书官、教导队军官和士卒，从各衙门抽调干练胥吏，混合编组，组成一支特殊的、带有一丝军事化色彩的“普查大军”。同时，他再次请来了正在格物院着书立说的宋应星和精通数学与逻辑的汤若望，希望这两位大学者能从方法论层面提供关键指导，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普查表格、登记流程和后续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
宋应星对“经世致用”之学极为推崇，认为彻底摸清人口户数是治国安邦的第一要务，立刻全身心投入，参考历代户口图籍制度，并结合辽西新政实际需求，设计了一套极其详细的普查登记项目。汤若望则带来了西方初步的统计学思想和制表技术，建议对数据进行分类、汇总、交叉分析，以发现人口结构的内在规律，为决策提供更深层次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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