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瑶将一叠新印制的册子放在案上，纸张粗糙却字迹清晰。她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段话对李震说：“这是《辨伪录》第三卷的开篇，讲的是大雍末年豫州饥荒，官仓满粮却不放赈，百姓易子而食。旁边配了图，一个老妇抱着枯瘦孩童跪在城门口，守卒持矛相向。”
李震低头看着那幅线描，没有说话。
“我们已经在二十个州铺开了宣谕团。”李瑶继续道，“每队十人，有归附的士绅讲旧弊，有乡老述亲身经历，还有医馆医师算细账——去年一亩地收成比前年多三斗，赋税少了两成，孩子生病不再卖田。”
苏婉坐在侧案后，手中正整理一封来自北境的回执。“有个屯田户写信来说，他儿子原本要被征去修皇陵，如今改去了工坊学锻铁，每月还能寄钱回家。他在信里问，能不能在劝进文书上按手印。”
李震抬眼：“他识字？”
“不识。”苏婉摇头，“是请村塾先生代写的。他说，字不会写，心是明白的。”
李毅站在门边，听到这里开口：“昨夜锦衣卫报来消息，陇右那边已有三个县自发组织‘评政会’，把这几年减免的税赋、修的水渠、办的学堂列成清单，一条条念给百姓听。有人当场哭了。”
李震缓缓起身，走到墙边的地图前。几日前插下的红旗已连成一片，从中原腹地蔓延至江南、川蜀，甚至岭南也有零星红点。
“百姓怕的不是变。”他低声说，“是变完之后又回到老样子。”
李瑶点头：“所以我们这次宣讲，不只说好处，也讲风险。告诉他们，若无统一号令，各州自为政，商路再断，粮价必涨；若无律法约束，豪强复起，屯田终将被夺。”
她取出一份文稿：“这是我拟的《天命论》，还没发出去。里面写了三代之兴，皆因民心离散于旧朝；汉高入关，也不曾受秦帝禅让。天下所归者，非名分，乃实治。”
李震接过文稿，逐页翻看。文中未用艰深典故，而是以近事为例：大雍十年旱，朝廷不闻不问；李氏开仓放粮，活民数十万。雍灵帝宠信宦官，致京营空虚；李骁整军北境，外患得平。一条条列得清楚，如同账本记账，不容辩驳。
“这文章能进学堂吗？”他问。
“已在试用。”李瑶答，“六岁以上童蒙课中加了一节‘时政讲读’，就用这稿子改的白话本。孩子们先背‘粮从何来，税为何减’，再慢慢懂大局。”
李震放下文稿，踱步至窗前。外面庭院静谧，几名文书吏正搬运成捆的册子装车，准备送往驿站。
“有人反对吗？”
“有。”李毅答，“昨日在兖州，一名老儒当众撕了《辨伪录》，说李氏无诏称尊，便是乱臣贼子。但当时就有七个村民站出来反驳，说他们亲眼见官府如何清丈田亩、均摊赋役，若这都叫乱，那大雍三十年才是真祸。”
“后来呢？”
“那老儒被请去村学住了五日，每天听宣谕团讲课，临走时自己写了悔过书，还主动要去邻村讲新政好处。”
李震嘴角微动，终究没笑出来。
当晚，第一批《万民书》样本送到了内廷。
李瑶亲自拆封查验。每州一本，封面由当地最具声望之人联署：或为退仕老吏，或为匠作首领，或为女学教习。内容不限于劝进，更多是建言——冀州请求扩建铁冶坊，荆南希望增派医助巡乡，凉州则提议重开互市以换战马。
“签署前我们都派人暗访核实。”李毅站在一旁补充，“确系自愿。有个老农听说要签万民书，连夜走了三十里山路赶来县城，说‘这一笔，得我自己落’。”
苏婉翻着一份来自边境的册子，忽然停住。“这个女人……她丈夫死在三年前的戍边之战，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去年才分到半亩安家田。她在文书末尾写道：‘我不懂什么天命，我只知道，自从你们来了，官差不再抢粮，孩子可以上学，晚上睡觉不怕敲门声。如果换皇帝能让这些不变，那就换吧。’”
屋里一时安静。
李震伸手取过那页纸，指尖在“不怕敲门声”几个字上停留片刻，轻轻折了一下角。
次日清晨，宣谕团全面启程。
车队自京畿出发，每辆牛车上都绑着木架，挂着油布包裹的宣讲板。有的画着对比图：左边是饿殍遍野，右边是麦浪翻滚；有的写着算式——“往年每石米价三百文，今价一百八十文，省一百二十二文，可供一家三口半月口粮”。
李瑶坐镇中枢，每日接收各地传回的简报。第三日，扬州报来消息：有百余名商户联名上书，请立商税新规，保障公平交易，并愿捐资修建码头。第五日，成都府传来唱词，是当地说书人编的新段子，讲一个穷书生靠科考入仕，返乡时父母不再逼他改姓认宗。
第七日，李毅带回一份密件。“西北八郡的万民书已汇齐，共十三万七千余人签名。其中有四千多名原属王晏门下的寒门子弟。他们说，宁负旧恩，不负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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