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瑶将一叠新印制的册子放在案上,纸张粗糙却字迹清晰。她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段话对李震说:“这是《辨伪录》第三卷的开篇,讲的是大雍末年豫州饥荒,官仓满粮却不放赈,百姓易子而食。旁边配了图,一个老妇抱着枯瘦孩童跪在城门口,守卒持矛相向。”
李震低头看着那幅线描,没有说话。
“我们已经在二十个州铺开了宣谕团。”李瑶继续道,“每队十人,有归附的士绅讲旧弊,有乡老述亲身经历,还有医馆医师算细账——去年一亩地收成比前年多三斗,赋税少了两成,孩子生病不再卖田。”
苏婉坐在侧案后,手中正整理一封来自北境的回执。“有个屯田户写信来说,他儿子原本要被征去修皇陵,如今改去了工坊学锻铁,每月还能寄钱回家。他在信里问,能不能在劝进文书上按手印。”
李震抬眼:“他识字?”
“不识。”苏婉摇头,“是请村塾先生代写的。他说,字不会写,心是明白的。”
李毅站在门边,听到这里开口:“昨夜锦衣卫报来消息,陇右那边已有三个县自发组织‘评政会’,把这几年减免的税赋、修的水渠、办的学堂列成清单,一条条念给百姓听。有人当场哭了。”
李震缓缓起身,走到墙边的地图前。几日前插下的红旗已连成一片,从中原腹地蔓延至江南、川蜀,甚至岭南也有零星红点。
“百姓怕的不是变。”他低声说,“是变完之后又回到老样子。”
李瑶点头:“所以我们这次宣讲,不只说好处,也讲风险。告诉他们,若无统一号令,各州自为政,商路再断,粮价必涨;若无律法约束,豪强复起,屯田终将被夺。”
她取出一份文稿:“这是我拟的《天命论》,还没发出去。里面写了三代之兴,皆因民心离散于旧朝;汉高入关,也不曾受秦帝禅让。天下所归者,非名分,乃实治。”
李震接过文稿,逐页翻看。文中未用艰深典故,而是以近事为例:大雍十年旱,朝廷不闻不问;李氏开仓放粮,活民数十万。雍灵帝宠信宦官,致京营空虚;李骁整军北境,外患得平。一条条列得清楚,如同账本记账,不容辩驳。
“这文章能进学堂吗?”他问。
“已在试用。”李瑶答,“六岁以上童蒙课中加了一节‘时政讲读’,就用这稿子改的白话本。孩子们先背‘粮从何来,税为何减’,再慢慢懂大局。”
李震放下文稿,踱步至窗前。外面庭院静谧,几名文书吏正搬运成捆的册子装车,准备送往驿站。
“有人反对吗?”
“有。”李毅答,“昨日在兖州,一名老儒当众撕了《辨伪录》,说李氏无诏称尊,便是乱臣贼子。但当时就有七个村民站出来反驳,说他们亲眼见官府如何清丈田亩、均摊赋役,若这都叫乱,那大雍三十年才是真祸。”
“后来呢?”
“那老儒被请去村学住了五日,每天听宣谕团讲课,临走时自己写了悔过书,还主动要去邻村讲新政好处。”
李震嘴角微动,终究没笑出来。
当晚,第一批《万民书》样本送到了内廷。
李瑶亲自拆封查验。每州一本,封面由当地最具声望之人联署:或为退仕老吏,或为匠作首领,或为女学教习。内容不限于劝进,更多是建言——冀州请求扩建铁冶坊,荆南希望增派医助巡乡,凉州则提议重开互市以换战马。
“签署前我们都派人暗访核实。”李毅站在一旁补充,“确系自愿。有个老农听说要签万民书,连夜走了三十里山路赶来县城,说‘这一笔,得我自己落’。”
苏婉翻着一份来自边境的册子,忽然停住。“这个女人……她丈夫死在三年前的戍边之战,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去年才分到半亩安家田。她在文书末尾写道:‘我不懂什么天命,我只知道,自从你们来了,官差不再抢粮,孩子可以上学,晚上睡觉不怕敲门声。如果换皇帝能让这些不变,那就换吧。’”
屋里一时安静。
李震伸手取过那页纸,指尖在“不怕敲门声”几个字上停留片刻,轻轻折了一下角。
次日清晨,宣谕团全面启程。
车队自京畿出发,每辆牛车上都绑着木架,挂着油布包裹的宣讲板。有的画着对比图:左边是饿殍遍野,右边是麦浪翻滚;有的写着算式——“往年每石米价三百文,今价一百八十文,省一百二十二文,可供一家三口半月口粮”。
李瑶坐镇中枢,每日接收各地传回的简报。第三日,扬州报来消息:有百余名商户联名上书,请立商税新规,保障公平交易,并愿捐资修建码头。第五日,成都府传来唱词,是当地说书人编的新段子,讲一个穷书生靠科考入仕,返乡时父母不再逼他改姓认宗。
第七日,李毅带回一份密件。“西北八郡的万民书已汇齐,共十三万七千余人签名。其中有四千多名原属王晏门下的寒门子弟。他们说,宁负旧恩,不负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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