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进老城区那栋二层小楼时，房东特意拉着我叮嘱，说楼下住着个“张姨”，平时少打交道。我那时刚辞了工作，手里紧，这房子租金比周边低一半，只当房东是老住户的碎嘴，没往心里去。
搬家那天是个阴雨天，楼道里飘着股潮湿的霉味，走到一楼拐角，看见个穿蓝布衫的女人蹲在门口择菜。她头发梳得整齐，用根银簪别着，手指关节泛着青白色，择下来的烂菜叶堆在脚边，沾着泥点。听见脚步声，她头没抬，只慢悠悠说：“年轻人，东西别往窗根放，招东西。”我应了声，想着不过是老人的忌讳，转身上了楼。
我的房间在二楼朝南，窗外有棵老槐树，枝桠快伸进窗台。收拾到傍晚，我把装杂物的纸箱靠在窗下，刚要歇口气，就听见楼下传来敲梆子的声音，“笃、笃、笃”，节奏慢得让人心里发沉。接着是张姨的声音，不像说话，倒像含着口痰在哼：“东边来的客，西边走的魂，借路的别挡门……”我扒着窗户往下看，她站在槐树下，手里拿个缺了角的木梆子，面前摆着个红布铺的小桌，桌上放着香炉和三个空碗，天色暗下来，她的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像贴在墙上的纸人。
那之后，我总在夜里听见奇怪的声音。有时是楼下传来的哭声，细悠悠的，像小孩又像女人；有时是窗户被东西刮擦的声响，“沙沙沙”，贴着玻璃爬。我找物业来看，师傅绕着楼转了圈，说老槐树的枝桠该修了，又检查了水管，说没漏水，最后看着我笑：“小伙子，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这楼里就住你和张姨，她一个人住了快十年，老实得很。”
我没敢说，有天凌晨我起夜，看见楼下的灯还亮着。张姨坐在桌前，背对着我，手里好像抱着个东西，轻轻拍着，嘴里哼着听不懂的调子。我揉了揉眼睛，再看时，她忽然转了头，脸对着我的窗户，明明隔了十几米，我却清楚看见她的眼睛——没有黑瞳，全是白的，像蒙了层霜。我吓得跌坐在地上，再爬起来看，楼下的灯已经灭了，只有老槐树的影子在风里晃。
真正让我害怕的，是上周三。那天我加班到半夜，骑车回来，刚进楼道就闻到股香灰味。一楼的门没关严，留着道缝，里面传来张姨的声音，比平时尖细，像捏着嗓子：“你家娃子丢了三天，是掉在村东头的井里了，要想找着尸首，得给我拿五百块钱，再买三斤黄纸……”接着是个女人的哭声，断断续续：“张姨，我家实在没钱了，你就不能……”“没钱？”张姨的声音突然变了，变得粗哑，像个男人，“没钱你找我做什么？这鬼门关的路，哪有白走的？”
我攥着车钥匙，指节发白，忽然听见里面“哐当”一声，像是碗摔碎了。我忍不住推开门，看见张姨坐在椅子上，头歪着，眼睛闭着，嘴角却向上翘着，脸上还沾着香灰。地上摔了个瓷碗，碎片里有几张黄纸，上面画着歪歪扭扭的符号。那个哭的女人站在旁边，手里攥着个布包，脸白得像纸。
“你谁啊？”张姨突然睁开眼，黑瞳好好的，就是眼神冷得像冰。我结巴着说走错了，转身就往外跑，刚到门口，听见她在后面说：“年轻人，别多管闲事，小心招上不干净的。”
那天之后，我总觉得有人跟着我。走在巷子里，回头看，没人；坐在房间里，总觉得窗户外面有双眼睛。有天我收拾东西，翻出个旧相册，是前房东落下的。里面有张老照片，是这栋楼刚建好时拍的，一楼门口站着个女人，穿蓝布衫，梳着和张姨一样的发型，手里抱着个小孩。照片下面写着日期，1998年。我心里一沉，张姨看起来也就五十多岁，1998年到现在，快三十年了，她怎么看着没怎么老？
我拿着照片去问巷口修鞋的老王。老王抽着烟，看了照片半天，才说：“这是原来住这儿的李姐，1998年冬天，她儿子掉井里淹死了，没过多久，她也疯了，后来就不见了。这张照片，还是我帮她拍的。”我问他张姨是什么时候来的，老王想了想：“大概十年前吧，来了就住一楼，说自己会看事儿，不少人来找她，不过近几年，找她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心里发毛，回到家，刚上楼就看见张姨站在我门口。她手里拿着个红布包，递过来说：“年轻人，你最近印堂发黑，是招了脏东西，我给你求了个符，戴在身上，能保平安。”我看着她的手，青白色的关节，指甲盖泛着灰，没敢接。她把包塞到我手里，说：“别扔，扔了就不管用了。”转身就走了。
我把红布包扔在桌上，没敢碰。夜里，我又听见敲梆子的声音，“笃、笃、笃”，比平时响，好像就在我门口。我吓得蒙在被子里，听见脚步声走到我床边，接着是张姨的声音，又尖又细：“你为什么不戴符？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我不敢吭声，感觉有只冰冷的手摸我的脸，我猛地睁开眼，什么都没有，只有窗户开着，风把窗帘吹得飘起来，老槐树的枝桠伸进窗户，像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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