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自己在塑料厂调试农用薄膜生产线的日子。
设备是五六十年代遗留的老旧机器，零件生锈、运转卡顿，关键的技术资料更是匮乏到极致，连一本完整的操作手册都找不到，只能凭着自己中学时学的物理知识，和工友们一点点摸索。
他们白天黑夜泡在弥漫着机油味的车间里，饿了就啃凉得发硬的馒头，就着一口凉水咽下去，困了就趴在冰冷的机器旁眯一会儿，身上沾满了机油，手上磨出了血泡，却没有一个人退缩，硬生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保障了公社春耕的农用薄膜供应。
那些咬牙坚持的画面，那些熬夜奋战的夜晚，一幕幕涌上心头，程东方的眼睛瞬间亮了，他握紧钢笔，奋笔疾书，把车间里的“苦战”、把自己的坚守与不甘，一字一句写进作文里，越写越顺，越写越投入，之前的昏沉感、疲惫感一扫而空，笔尖在粗糙的试卷上划过，仿佛要把这十年的委屈与坚持，全都倾泻而出。
可这份顺畅，没能延续到理化考试。
铃声一响，试卷发下来，程东方的心跳瞬间加速，手心冒出冷汗。
理化曾是他的强项，当年在中学，他的理化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可十年过去，那些熟悉的公式、概念早就模糊不清，像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怎么也记不起来。
他盯着试卷上的题目，眉头紧紧皱起，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笔杆，只能凭着残存的记忆，一点点摸索着答题，遇到不会的，就咬着牙跳过，心里直打鼓，慌得不行：“这下悬了，这几道大题都不会，怕是要栽在理化上了！”
考完走出考场，寒风一吹，程东方打了个寒颤，心里更是没底，像揣了一团乱麻。
他不知道自己答得对不对，只知道自己把能写的、会写的都写了，哪怕是不确定的，也凭着感觉写了几句，剩下的，就全看运气，看这十年的老底子，能不能帮自己搏一次机会。
他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心里满是忐忑：万一考不上，该怎么跟妻儿交代？又该怎么面对自己这阵子的辛苦？
和程东方相比，余灵芳的“裸考”，更显无奈，更让人揪心。
她连“老底子”都没有，走进考场，全靠一腔勇气，全凭命运垂怜。
坐在考场上，看着作文题，她握着笔的手微微颤抖，忍不住轻声感慨：“家国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只有国家繁荣昌盛，个人才会有前途。”
这句话，不是套话，是她历经半生坎坷，最真切的感悟，她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这样一个没正经学过文化课的人，还能有机会走进高考考场，还能有机会，为自己的命运搏一次。
余灵芳的中学时光，满打满算四年，可真正学到的知识，还不够填满一个小小的演草本，连最基础的数学公式、语文实词，都记不全。
初中两年，文化课形同虚设，语文课不是背语录，就是学“老三篇”，课本上的诗词、文章，几乎没接触过；高中两年更离谱，大部分时间都在搞劳动，学校是学生们自己打泥坯、烧砖、搭泥灰建起来的，教室的墙壁坑坑洼洼，连块平整的黑板都没有。
上课铃一响，大家不是去教室，而是扛着锄头、背着竹筐，往山上跑，捡柴火、拾松球、割草种菜，还有的时候要去田里犁田、戽水，嘴里喊着“劳动最光荣”的口号，把文化课抛到了九霄云外，连课本都难得翻一次。
老师们也闲得发慌，文化课老师被硬生生拽去田里，和学生们一起劳动，原本用来教学的课本，被束之高阁，堆在教室的角落里，沾满了厚厚的灰尘，有的甚至被老鼠咬得残缺不全。
可余灵芳不甘心，她骨子里就透着一股韧劲，总趁着在家休息的间隙，偷偷翻出那本捡来的旧课本，在煤油灯下自学，哪怕看不懂，也一遍一遍地翻，一遍一遍地记。
后来因为嗓子好，说话洪亮，她被选进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不用下地劳动，不用风吹日晒，才算有了更多时间看书，也算保住了一丝对知识的渴望。
高中毕业后，她运气不错，凭着仅有的一点文化功底，成了当地小学的民办老师，教孩子们认简单的abcd等26个字母，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这也是她为数不多能接触到“知识”的机会，也是她灰暗生活里，唯一的光。
1977年的街头，红底白字的标语“恢复高考 等待选拔”随处可见，贴在公社的墙上、学校的门口，风吹过就猎猎作响，格外醒目，广播里也循环播放着恢复高考的通知，传遍了大街小巷。
可余灵芳每次路过，都目不斜视，脚步匆匆，不是不向往，不是不羡慕，而是打心底里觉得，这事儿跟自己没关系，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机会。
她心里跟明镜似的：中学四年净劳动了，文化课学得一塌糊涂，历史、地理更是听都没听过，连最基础的朝代顺序、省份名称，都弄不清楚；高考停了十年，多少学霸憋了十年，就等着这一次机会，多少“老三届”功底扎实，蓄势待发，自己这半瓶水晃荡的水平上去，纯属当炮灰，纯属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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