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白吓得脸色发白，结结巴巴地问：“举、举报信？”
办公室里的人都笑了。
他颤抖着拆开信，发现全是之前他帮助过的老乡写的——有张大爷、李奶奶，还有村里的孩子家长。
原本他都放弃了高考的希望，没想到以这种方式迎来了转机，心里又酸又甜。
拿到报名表的时候，黄白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他这才知道，高考报名根本不需要大队批准，也不看什么好人好事证明，政审也没他想的那么严格。
虽然之前那些“刻意”做的好事没加分，但黄白一点也不后悔。
经历了救火的事，他真正明白了：做个好人，总有好报。这个道理，像一颗种子，深深埋在了他心里。
和黄白比起来，肖根涛的命运就没这么幸运了。
肖根涛从小就是个“乖娃娃”，成绩在班里一直是第一名。
1972年他初中毕业的时候，如果当时有中考，他肯定能考上县里最好的高中。
可那时候升学不看成绩，看的是“表现”和“家庭出身”。
论表现，肖根涛挑不出一点毛病。
在学校里，他规规矩矩，上课认真听讲，作业从来都是按时完成，对老师尊敬，和同学相处得也很好，性格温和，老师同学都喜欢他。
可“家庭出身”这道坎，像一座大山，把他挡在了高中校门之外。
肖根涛的父亲以前是个小商人，在那个年代，这就算 “成分不好”。
初中毕业的时候，学校里推荐升学名额，肖根涛的名字一开始在名单上，可最后还是被刷了下来。
老师找他谈话的时候，叹了口气说：“根涛啊，不是老师不帮你，你这家庭出身，实在是没办法。”
肖根涛拿着初中毕业证回了家，躲在房间里哭了一场。
他看着书桌上的课本，心里特别不甘。
可不甘心又能怎么样？那个年代，家庭出身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把很多像他一样有才华的年轻人牢牢困住。
后来，肖根涛只能跟着村里的人下地干活，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他从来没放弃过读书。
白天干活累了，晚上就借着煤油灯的光看书，不管是语文、数学，还是历史、地理，他都看得津津有味。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肖根涛正在田里插秧。
他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手里的秧苗掉在了水里。
他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 这是他改变命运的机会！
可一想到自己的家庭出身，他又犹豫了：“我这样的出身，能报名参加高考吗？”
那天晚上，肖根涛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这些年读过的书，想起自己的梦想，终于下定决心：“不管能不能考上，我都要试试！”
第二天一早，他拿着自己保存了五年的初中毕业证，忐忑地去了公社的报名点。
没想到，报名的工作人员看了他的资料，笑着说：“只要你符合年龄要求，就能报名，家庭出身不影响！”
肖根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反复确认了好几遍，才拿着报名表走出报名点。
阳光照在他身上，他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气。
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很辛苦，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改变命运，他要拼尽全力！
肖根涛的父亲在抗战时期曾担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第十兵工厂训导科科长，就因为这层经历，在十年动荡中被划为 “历史反革命”。
这个政治污点，像一块沉重的石头，死死压在肖根涛身上，直接断送了他 1972 年初中毕业后升入高中的路。
老师当时看着他的成绩单，惋惜地叹气：“根涛啊，你这成绩，考重点高中都没问题，可这家庭成分…… 我实在没办法。”
命运给了他沉重一击，却也悄悄留了一扇窗。当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明文规定下乡的知青必须在1972年9月1日前年满16周岁。
肖根涛偏偏生于9月27日，差了二十几天，年龄不够，没能赶上第一批下乡。
就这样，他被安排到成都十五中，重读了一年初三。
这一年，肖根涛没敢懈怠。
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为数不多的学习机会了。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书，晚上在煤油灯下做题，连课间休息都在琢磨难题。
1973年，高中扩大招生，肖根涛凭借优异的成绩，终于幸运地考上了高中，后来又转到成都十七中。
1975年高中毕业时，高考还没恢复，高中毕业生几乎只有一条路可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肖根涛的母亲在成都无缝钢管厂工作，托了点关系，把他安排到四川省仁寿县方家区千福人民公社大旗生产大队第二生产队插队。
当肖根涛背着行李，踩着泥泞的小路走进这个村子时，他才真正明白“贫瘠”两个字的含义。
这是个丘陵山区，山丘起伏却不高，山上光秃秃的，很难见到高大的树木。
村里的老人说，大炼钢铁那几年，山上的树全被砍光了，现在只剩下一种叫“马桑”的灌木，零零星星地长在山坡上。
村里只有少量水田，大部分土地都种着红薯，社员们都叫它“红苕”。
在这儿，红苕成了主食，顿顿都离不开。可红苕特别不“经饿”，哪怕一顿吃再多，没一会儿肚子就又咕咕叫了。
有一次，肖根涛实在饿坏了，想试试自己到底能吃多少红苕。
煮红苕前，他找生产队的秤称了称，连筲箕带红苕皮，足足13斤。
等红苕煮熟，他竟一口气全吃了，撑得躺在炕上动不了，可到了晚上，肚子还是饿。
肖根涛刚下乡时体重只有108斤，瘦得一阵风就能吹倒，可回城的时候，体重涨到了128斤，脸都圆了一圈。
有人开玩笑说：“这红苕的威力真不小，把你都‘吹’成胖子了！”
可只有肖根涛自己知道，这增长的体重背后，是长期的营养匮乏。他所在的生产队，可能是全公社最穷的。
一个强劳力辛苦干一天活，工分折算下来才值 8 分钱，肖根涛刚开始干活没经验，不算强劳力，一天只能挣6分4厘钱。
在这儿，白米饭是稀罕物，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吃肉更是奢望，一年到头也难得见一次荤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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