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沉重的债务和晓光反复的低烧中缓慢爬行，每一天都像是在磨刀石上煎熬。李春燕看着苏建国日渐佝偻沉默的背影，看着苏卫东眼中那自我焚烧般的死寂，看着晓光因为耳朵不适而时常茫然侧头的样子，心里的那根弦越绷越紧，几乎到了断裂的边缘。
她依然沉默地操持着一切，照顾病人，打理家务，糊那堆积如山的纸盒，直到指尖磨破，眼睛酸涩。但那种深不见底的无力感，像潮水般夜以继日地拍打着她。她意识到，单靠她这样拼命，单靠苏建国没日没夜地透支健康，甚至单靠苏卫东用苦力来惩罚自己，都填不满那个巨大的窟窿，更换不回晓光急需的健康。
这个家，需要帮助。需要来自外部的一只手，拉他们一把。
这个念头一旦生出，就像荒草般在她心里疯长。可是，向谁求助呢？亲戚邻里大多避之不及，街道办的人来了也只是公式化的问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利贷的阴影像毒蛇一样缠绕着这个家，让她一想起来就浑身发冷。
就在她几乎要被绝望彻底吞没的时候，一个身影蓦地闪进她的脑海——张玉芬老师。
那位曾经家访过、给晓光送来过书本和糖果、眼神温和而坚定的女老师。她记得张老师离开时说过，有什么困难可以去找她。虽然听说张老师好像因为工作调动，不再负责这片区域了，但那个承诺，那份善意，在此刻的李春燕看来，像黑夜里唯一可能存在的微光。
她必须去试试。
这个决定让她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她翻找出自己最体面的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梳了又梳，手心因为紧张而不断出汗。她从未主动去寻求过谁的帮助，尤其是向张老师这样有文化、有身份的人开口，这让她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羞赧和惶恐。
但她没有退路。
第二天一早，安顿好晓光和卫民，李春燕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奔赴战场一样，走出了家门。她一路打听着，找到了张玉芬老师现在工作的那所离青瓦巷有些距离的小学。
站在那扇陌生的、挂着“红旗小学”牌子的校门外，看着里面整洁的操场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李春燕的脚步踌躇了。她感觉自己与这里格格不入，身上的穷困气息像一层无形的屏障。她几乎要转身逃走。
可晓光蜡黄的小脸，苏建国沉重的咳嗽声，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她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用那点疼痛逼迫自己鼓起勇气。
她向门卫室的大爷怯生生地说明了来意，声音小的像蚊子哼哼。幸运的是，张玉芬老师今天刚好在校。当她被引导着走到教师办公室门口，看到正伏案备课的那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时，李春燕的鼻子猛地一酸，差点当场落下泪来。
“张…张老师…” 她站在门口，声音哽咽，几乎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张玉芬闻声抬起头，看到是她，明显愣了一下，随即立刻放下笔站起身，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是…苏晓光的舅妈？快请进来，怎么了？家里出什么事了？”
这温和的询问，瞬间击溃了李春燕强撑的防线。
坐在办公室那张简陋的木椅上，捧着一杯张老师倒给她的热水，李春燕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扑簌簌地往下掉。她语无伦次，颠三倒四地开始诉说。从刘小军抢夺书包，到苏卫东失控打人，再到刘家索赔五百块的天文数字，掏空了家底还欠下高利贷，以及晓光旧病复发却无钱医治… 所有的委屈、恐惧、焦虑和心痛，如同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
她说得杂乱无章，时而哽咽得说不下去，时而又因为激动而提高了音量。她粗糙的手指紧紧攥着那杯热水，仿佛那是唯一的依靠。
“…张老师…我们真的没办法了…建国他累得快要垮了…卫东他…晓光的耳朵一直不好，夜里疼得哭…那钱本来是…本来是…” 她泣不成声，无法再说出那笔钱原本的用途，那太痛了，“…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孩子不能再拖了啊…”
张玉芬老师静静地听着，眉头越皱越紧，眼神里充满了震惊、同情和愤怒。她虽然知道苏家困难，却也没想到情况竟已恶劣到了这种地步。五百块赔偿、高利贷、孩子的病…这一桩桩一件件，如同巨石般压在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身上。
她没有打断李春燕，只是适时地递过纸巾，眼神给予着鼓励和倾听。直到李春燕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她才沉声开口，语气严肃而关切：“春燕同志，你别急，慢慢说。这件事太恶劣了！刘家这是趁火打劫！还有高利贷，那是非法的！”
她站起身，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冷静地分析着：“当务之急有两件事：第一，晓光的病不能再拖，必须尽快去医院。第二，高利贷的问题必须解决，那是饮鸩止渴，会把人彻底逼上绝路。”
她看向哭得眼睛红肿的李春燕，眼神坚定而温暖：“春燕，你能来找我，是对的。一个人扛不下去的时候，就要懂得求助。这不是丢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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