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会议室的门，赵勇已经在里面了。他手里拿着几张纸，手指有点发白，好像捏得太紧。外面天色很暗，刚下过雨，窗户上全是水痕。
李悦背对着门，站在白板前。她手里拿着一支红笔，没有写字，手停在半空。她的肩膀绷得很紧，脖子后面有几根头发湿了，应该是冒雨赶来的。她没回头，但我听她轻轻吸了一口气，像是在确认我来了没有。
桌上放着三份材料。一份是孙涛的银行流水，纸边都皱了，看得出翻了很多次。一份是火化场施工许可，盖着红色印章，但右下角有涂改痕迹，墨点不自然。还有一张手写的家属登记表副本，字很乱，纸也发黄，不是原件，是有人凭记忆抄的。这些东西摆在桌上，像拼图，就差一块就能看懂真相。
我把公文包放在角落。信封还在里面，三角标记朝下，没拆开。这是昨晚从阿强遗物里找到的最后一份东西。上面没有名字，只有一个铅笔画的符号——一个倒着的钟楼，下面写着“50.78”。
我放下包的时候动作很轻。赵勇抬起头。
“你昨晚去看了？”他问，声音有点哑。
我点头。“六点到的，工程车刚来。两个工人在卸金属箱，看起来不像普通设备。”我说，“我没靠近，只记了位置。”
我把速写本推过去，翻开第一页。上面画了工地的布局，标了三个红圈：配电柜、主控井、临时电源接入点。每个圈旁边都有备注：“接口不对”“接地有问题”“备用线路太多”。
赵勇盯着看了很久，眉头越皱越深。“这不像市政改造……更像是打仗用的。”
李悦转过身。她把红笔插回笔筒，发出一声响。她眼神冷静，但有一点着急。“我昨天去了殡仪馆。”她说，“方黎的骨灰没迁走。登记表上他儿子叫方睿，出生年月是1994年。”
她拿出一张A4纸。“我在市局档案里查到，这个人2013年去了德国，学校是汉诺威工业大学。签证类型是长期学术交流，资助单位是‘中德智慧城市联合研究基金’。”
赵勇皱眉。“这有什么问题？出国的人很多。”
“问题是时间。”李悦走到桌边，又拿一张纸，“宏通建设的技术负责人崔砚，2015年参加过一个中德合作项目，地点就在那所学校的信息工程实验室。他待了四个月，没有公开成果。”
她把两张资料并排摆好。“两人在同一时期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不是同事，但可能认识。”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
我拿起笔，在本子上写下“方睿—崔砚”，中间画一条线。笔尖划纸的声音很清楚。
赵勇指着家属登记表的一行。“孙涛最近半年去过三次清水口岸，每次都是周五下午去，周日早上回来。太规律了。”
他打开手机相册，翻出几张模糊的照片。“我调了卡口照片，拍到他和一个外国人接触过两次。一次在停车场，一次在小店门口。那人戴帽子，看不清脸，但左边肩膀比右边高一点。”
屋里更安静了。
“INTERPOL去年通报过一个人。”李悦低声说，“叫马库斯·莱恩，参与过北欧城市交通系统的入侵案。他的特征就是左肩畸形，可能是旧伤。”
她说话很慢，每个字都很重。“那次攻击方式很特别——他们没直接侵入信号系统，而是通过电网的微小波动，反向注入一段指令，触发红绿灯控制器里的隐藏协议。整个过程不到四十秒，没人发现，直到七辆公交车撞在一起。”
赵勇脸色变了。“你是说……我们现在面对的也是这种手段？”
“还不确定。”我接过话，“但我们得按最坏的情况准备。”
我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拿起黑笔，写了几条新线索：
阿强死前传的数据包大小是1.7MB，远超正常监控回传量；
数据用了双层加密，外层是中国军方淘汰的老算法，内层是欧洲某个匿名组织的开源协议；
他在死前两小时尝试连接瑞士苏黎世的一台服务器，IP属于一家叫“Neuronex”的公司，注册信息是空壳，法人代表是AI生成的；
死亡现场发现烧毁的U盘残片，复原后提取出部分代码，有“Phase_3_Initiate”字样。
我一条条写上去，然后退后一步。
“现在情况是这样。”我说，“有人用市政工程做掩护，在城市关键节点装设备。这些人有技术背景，至少两个和国外机构有关。钱通过基层人员流动输送，还有外部人员跨境接应。”
赵勇看着我。“你是说，这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
“不全是。”我摇头，“孙涛可能是被利用的中间人，但他不一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正的操控者躲在后面，他们甚至不用到场，只要远程激活就行。”
我把阿强设备的数据报告递过去。“李悦，你说那段加密协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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