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崇祯的目光落在一人身上：“刑部尚书，朱胜非！”
朱胜非，这位在靖康元年任东道副总管，参加过勤王。
历史上，他不仅精通法理，更在危急关头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手腕。
刑部掌管司法刑狱，在革新变法时期，必然会面临各种阻力与反弹，需要一位既有原则又懂权变的官员。
朱胜非出列，神色复杂地领命：“臣朱胜非，遵旨。”
六部尚书任命完毕，殿中群臣再次感受到崇祯帝雷厉风行的作风。
他不仅革除冗官，精简中枢，更直接提升了六部的地位和权责，使其真正成为国家行政的支柱。
崇祯扫视殿中，沉声道：“此次改革，不仅是机构的精简，更是职能的重塑！吏部当公正无私，考核官员，务求实效；户部当开源节流，充裕国库，保障军需民用；礼部当重塑纲常，亦能灵活周旋于邦交之间；兵部当强化军政，为枢密院提供有力支持；工部当厉行节俭，高效营建，保障军备；刑部当严明法纪，为改革保驾护航！”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冷酷而决绝：“朕不求‘循资而进’的墨守成规，只求‘特旨除授’的雷厉风行！若有阻碍变法者，朕绝不姑息，即便是台谏言官，若只是为了一己之私而胡乱论奏，亦不饶恕！”
“朕要让大宋的官僚体系，从臃肿低效的泥沼中抽身而出，变得如臂使指，令行禁止！”
李纲、孙傅两位丞相，以及新任六部尚书，皆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压力，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励。
在这样一位铁腕君主的领导下，大宋的未来，或许真能挣脱靖康之耻的阴影，迎来一个全新的局面。
他们以为这就完了。
其实还没有。
朝廷中枢的雷霆改制，仅仅是崇祯帝“刮骨疗毒”的第一步，地方也要跟着变。
其实地方才是最乱的，也是大宋冗官之弊、效率低下、民怨沸腾的症结所在。
宋朝地方行政分为路、州、县三级，承袭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教训，极力奉行“分化事权”“互相牵制”的原则。
导致地方官员数量激增，监司冗余，层级复杂，职权交叉，最终却养成了比中央更为臃肿混乱的官僚体系。
崇祯帝在紫宸殿内，向臣工们细数地方的乱象：
“诸卿可知，我大宋地方最上层的‘路’，竟是‘四司并立’？经略安抚司掌军事，转运司掌财政，提点刑狱司掌司法，提举常平司掌常平仓储。四司互不统属，均直接对朝廷负责！彼此牵制有余，协作不足，无人能总揽大局！”
崇祯帝的声音愈发激昂：“每路平均就有十五到二十名高级官员，远超实际需求！例如京东路，仅辖十五州，却有十二名高级官员互相掣肘，试问如此官制，何谈效率？！”
相当于一个省有四位一把手，二把手更是高达十几位，且互不统属，谁也不鸟谁，都能向朝廷汇报工作。
崇祯继续痛斥州县两级的乱象：“州府层面，知州与通判分权，大州甚至设两三名通判，却无明确分工，仅挂名领俸！更有甚者，小州本可合并职责，却仍强制设录事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司理参军‘四参军’！”
“小县也是如此，知县、县丞、主簿、县尉样样俱全，哪怕偏远小县人口仅数千，事务极少，官员却一个不少，尸位素餐者比比皆是！”
最后，崇祯直指冗官的根本原因：“加之科举扩招与恩荫泛滥，每年入仕者众，去官者稀，使得我大宋官员数量远超实际需求，一大半官员都是冗官！这些闲散之人，不仅耗费国库六成以上的财政，更因职权交叉、互相推诿，导致政令不畅，民生困顿！”
宋朝官员可凭品级荫补亲属入仕，称为“恩荫”，且恩荫范围极广：三品以上高官每遇南郊祭天、皇帝生日等“大礼”，可荫补子、孙、侄甚至门客十到二十人；
五品以上的地方官也可荫补一到三人人；
皇后、太后、宗室的亲属也能通过“特恩”入仕，称为“杂荫”。
据统计，北宋中期每年通过恩荫入仕者达五千到一万人，远超科举录取数。
这些“荫补官”多为纨绔子弟，无实际才能，却占据大量职位。
即便不任实职，也是挂名领俸。
如仁宗时期，中央官员达一万七千余人，地方官员达两万余人，而实际全国需要的职事官仅一万余人足矣，近四分之三的官员为冗官。
这些冗官不仅消耗大量财政，俸禄占宋朝年财政支出的六成以上，还因职权交叉、互相牵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成为宋朝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
这些大家心知肚明的事被崇祯当众说出，殿中群臣听得冷汗直流。
地方积弊他们如何不知？，只因牵扯甚广，无人敢触碰罢了。
数十年前，包拯就上书提过此事，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而今，皇帝将这些丑陋的伤疤，毫无保留地揭开，让他们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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