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的光复与肃宗皇帝的移驾扶风，如同一场席卷天下的政治风暴，重新绘制了大唐的权力版图。杜丰凭借不世军功与强势手腕，已然成为这片疮痍大地上最有权势的人物，没有之一。然而，权力的巅峰往往伴随着最剧烈的暗流，旧秩序的回潮与新贵的崛起，在长安与扶风这两大中心，展开了无声却激烈的碰撞。
扶风行在：朝堂博弈，暗流击石
肃宗皇帝暂居的扶风旧宫，虽不及长安太极宫恢弘，却已成为事实上的政治中心。每日朝会，气氛都显得格外微妙。杜丰虽远在长安处置军务善后，但其影响力无处不在。以苏瑾、柳明澜（虽无正式朝职，但其通过经济施加的影响不容小觑）为代表的杜丰系官员，开始依据此前获得的授权，雷厉风行地推行各项善后政策，其效率之高、手段之果决，令许多随驾的旧臣感到不适与威胁。
这一日朝会，矛盾终于爆发。
一位出身清河崔氏、素以清流自居的老御史，出班弹劾杜丰“权柄过重，逾越人臣之份”，具体指斥其“私相授受，以苏瑾为京兆尹，柳氏一商贾女流竟干预朝政经济，更兼整编降军，尽收其众，其心叵测！”此言一出，不少对杜丰崛起心存忌惮或利益受损的旧臣纷纷附和，一时间，朝堂之上颇有群起攻讦之势。
端坐龙椅的肃宗，面色阴沉。他何尝不知杜丰权势熏天？但眼下局势，离不开杜丰的军队稳定秩序，离不开蜀中的财货支撑重建，更离不开杜丰的威望震慑四方。他心中憋闷，却又无可奈何。
就在肃宗准备和稀泥安抚双方时，新任兵部侍郎（由杜丰举荐）出列，声音洪亮，逐条驳斥：
“苏瑾署理京兆，乃因长安百废待兴，需干练能臣！苏瑾随杜相平定北疆，安抚蜀中，政绩卓着，京兆尹一职，非其莫属！柳娘子统筹兴业社，于平叛期间保障军需，功在社稷，如今长安物资匮乏，物价飞腾，正需其手段平准市价，何来干预朝政之说？至于整编降军，汰弱留强，乃是为了增强王师战力，以应对河北史思明，难不成要放任数万降卒成为地方隐患，或资敌复叛吗？”
他言辞犀利，逻辑严密，更关键的是，每一句都站在“为国为民”的制高点上，将那些空泛的指责驳得体无完肤。最后，他更是反问那位老御史：“如今国事维艰，正需上下同心，共克时艰。不知老大人于此危急存亡之秋，是愿看到长安秩序井然、百姓安居，还是乐见政令不行、民生凋敝？”
老御史被问得面红耳赤，哑口无言。支持杜丰的官员趁机纷纷发言，强调当前稳定压倒一切，杜相所为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更是为了大唐中兴。
肃宗看着台下泾渭分明的两派，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无力感。他知道，杜丰的势力已经深深植根于帝国的军政体系之中，绝非几句清流空议所能动摇。他最终只能各打五十大板，申饬了那位老御史“不识大体”，同时也“提醒”杜丰系官员要“谨守臣节，勿负朕望”，草草结束了这场风波。
然而，经此一役，朝堂上下都清楚地看到，属于杜丰的时代，已经不可阻挡地到来了。旧的世家清流，若不能适应新的格局，必将被无情地边缘化。
长安：砥柱定策，布局未来
长安尚书省衙署内，杜丰对扶风朝堂上的风波早已通过密报知晓详情。他并未动怒，只是嘴角泛起一丝冷嘲。
“蚍蜉撼树，可笑不自量。”他对肃宗那和稀泥的处置更是不置可否。他关注的，是更实际的问题。
苏瑾与柳明澜联袂而来，向他汇报长安恢复情况及后续计划。
“主公，城内秩序已基本稳定，流民初步安置，尸骸也已清理完毕。只是府库空虚，叛军撤离前又大肆破坏，重建所需钱粮巨大。”苏瑾禀报道。
柳明澜接口：“兴业社已调集首批钱粮物资入城，平抑了物价，但长安人口众多，消耗甚巨。蜀中虽能支撑，然长此以往，亦非良策。需尽快恢复关中生产，开通商路。”
杜丰沉吟片刻，决断道：“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以京兆府名义，发布《劝耕令》，招募流民返乡，官府贷给种子、农具，免除今明两年赋税。同时，鼓励兴业社及各地商贾前来长安贸易，给予税赋优惠。军械工坊、官营织造等，也要尽快恢复，可招募原有工匠，优给工钱。”
他看向柳明澜：“明澜，关中的经济恢复，你要多费心。不仅要‘输血’，更要助其‘造血’。”
柳明澜盈盈一礼：“妾身明白，已着手规划。”
“另外，”杜丰目光转向苏瑾，“整编降军之事，需加快进度。挑选精壮、背景相对清白者，打散编入各营，以老带新。其余老弱，发放路费，遣散归农，或编入地方团练，维持治安。务必在陛下还京之前，初步完成此事。”
苏瑾肃然应诺。他们都清楚，手中掌握的这支经过血火洗礼、且不断壮大的军队，才是应对一切变局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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