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2日，汉诺威的清晨依旧寒冷，但谢亦菲团队的氛围已然不同。明确了目标，卸下了最初的彷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在酒店临时充作指挥部的套房里，谢亦菲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街道上匆匆驶过的车辆，转过身，目光扫过团队的核心成员——技术经理赵伟和法律顾问李明。
“时间不等人，我们必须分头行动，最大化利用我们在德国的时间。”谢亦菲的声音清晰而果断，“赵经理，你带领技术小组，携带我们最核心的‘青龙’系列样品，即刻动身前往科隆。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想尽一切办法，尽快将样品送入TüV莱茵实验室，完成GS认证中最关键、最能体现我们技术优势的测试项目，尤其是环境适应性和极限参数测试。”
赵伟神情严肃，重重地点了点头：“谢总放心，资料我们已经连夜整理完毕，样品也做了最完善的保护措施。就算排队再长，标准再严，我们也一定会把这件事办成，拿到最有说服力的数据！”
“李顾问，”谢亦菲看向李明，“你精通国际商法和德语，随赵经理一同前往。负责与实验室沟通所有法律文件、合同条款，确保我们的知识产权在送检过程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避免任何潜在风险。”
“明白。”李明推了推眼镜，眼神锐利，“我会仔细审阅每一份文件，确保万无一失。”
送走了肩负着“技术破冰”重任的赵伟小组，谢亦菲身边只剩下一位负责日常事务和翻译的年轻助理，以及向太提供的一位熟悉德国本地情况的联络人。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KMM这一棵树上，即便有了TüV的报告，谈判也未必会一帆风顺。”谢亦菲对留下的几人说道，眼神中闪烁着战略家的光芒，“罗斯戴尔能影响KMM，但不可能只手遮天，封锁整个德国的技术界。我们需要寻找备选方案。”
她拿起向太提供的那份简短名单，上面有几个在德国工商界颇有能量的华人侨领名字，以及一两个与向家有旧、并非处于罗斯戴尔势力核心圈的德国家族或中小型企业联系人。
“我们的目标是那些专注于特定技术领域、有创新活力、可能对‘青龙’技术或其衍生应用感兴趣的中小型公司，或者一些独立的、以技术为导向的研究机构。”谢亦菲布置任务，“通过侨领引荐，我们先进行初步接触，探探口风，不必急于透露太多细节，重点是建立联系，了解德国技术生态圈的实际情况。”
接下来的两天，谢亦菲一行人开始了在马不停蹄的奔波。他们首先拜访了位于汉诺威本地的一位老侨领陈老先生。陈老先生在德国经营中餐馆起家，人脉广阔，对谢亦菲这位来自香港、气质不凡的同乡女性颇为热情。通过他的引荐，谢亦菲得以与一位在汉诺威工业大学担任研究员、同时与几家小型自动化公司有合作的德籍华人博士会面，初步了解了德国中小型技术公司的生存状态和技术需求。
随后，他们又驱车前往不莱梅，接触了一家专注于工业传感器应用的家族企业。这家企业规模不大，但对技术极为执着。谢亦菲谨慎地展示了“青龙”系列在信号稳定性和抗干扰方面的部分非核心数据，引起了对方技术负责人的浓厚兴趣，虽然对方对振华电子的亚洲背景仍存疑虑，但表示愿意保持联系，并期待看到更具体的应用案例。
与此同时，在科隆，赵伟和李明小组也遭遇了预料之中的挑战。TüV莱茵实验室门庭若市，排队等待测试的客户络绎不绝。严格的流程、繁琐的文件要求，以及德国人固有的严谨（或者说刻板），让每一步推进都显得缓慢而艰难。但他们没有气馁，凭借着事先充分的准备和李明精准的法律文书工作，终于成功递交了申请，并将珍贵的样品送入了等待测试的序列。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并随时准备应对实验室可能提出的任何技术质询。
1976年2月4日傍晚，谢亦菲在斯图加特下榻的酒店里，分别接到了来自科隆和香港的消息。
科隆方面，赵伟汇报：“申请已正式受理，排队编号已拿到，预计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但我们已与负责我们项目的工程师建立了初步联系，正在积极沟通，争取能适当安排。”
香港方面，则是通过空间传递的、来自廖奎和萧亚轩的简短鼓励：“稳步推进，勿骄勿躁。家中诸事顺遂，盼佳音。”
放下心来，谢亦菲走到窗边，望着斯图加特璀璨的灯火。分头行动的策略已经铺开，技术证明的棋子落在科隆，潜在合作的网络开始在德国南部编织。前路依然未知，但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而坚定。她知道，这场在欧洲的试炼，才刚刚进入正题。
就在谢亦菲团队在德国风雪中艰难前行的同时，香港的萧亚轩也并未停歇。廖奎回内地的念头已然明确，她深知，这绝非一次简单的探亲或考察，需要实实在在的“敲门砖”和铺垫。技术资料是其一，但若能有一些硬核的设备，无疑将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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