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的扫尾工作，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霜降里完成的。
前一天还觉得日头晃眼，夜里一场北风刮过，清晨推开门，地上、草叶上、屋顶的破瓦上，就铺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寒气像是无形的细针，直往骨头缝里钻。田里最后几垄红薯必须抢在冻土前刨出来，男女老少都上了阵，呵出的白气连成一片。
陆信抡着镐头，虎口震得发麻，却一下比一下狠。仿佛要把对未来几个月分离的不安，全都发泄在这片即将封冻的土地上。苏宁跟在一群妇女后面，把刨出来的红薯捡到筐里，手指冻得通红僵硬，心里也像这天气一样，七上八下。
红薯终于抢收完毕，堆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像一座座暗红色的小山。秋收，算是彻底落幕了。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短暂的、夹杂着疲惫和松弛的寂静。然后，另一种紧张感开始蔓延——修水库的名单，要公布了。
这天下午，生产队部的土墙外，黑压压围了一圈人。男人们大多沉默着，蹲在墙根下抽烟，女人们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交谈，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焦虑。谁都知道，修水库是苦差事，但双倍工分和补贴，对任何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家庭来说，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或者说，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陆信站在人群外围，靠着棵老槐树，双手插在裤兜里，脸上没什么表情，目光却锐利地扫过队部那扇紧闭的木门。苏宁站在他身边稍后一点的位置，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心跳得厉害。
木门“吱呀”一声开了，大队书记王建国和会计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红纸。人群瞬间骚动起来，往前涌去。
王建国清了清嗓子，开始念名字。每念一个，下面就响起一阵或松气或叹息的声音，被念到名字的男人，有的咧嘴笑，有的愁眉苦脸，家属的表情更是各异。
“……赵满屯，刘铁柱……”名字一个个念过去，苏宁的心一点点提到嗓子眼。
终于，“陆信。”
王建国念出这个名字时，语气似乎顿了顿，目光也朝陆信这边看了一眼。
陆信脸上依旧没什么波澜，只是插在裤兜里的手，几不可察地握紧了一下。他直起身，拨开人群，走上前去。
苏宁看着他的背影，高大，挺拔，却又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决绝。她只觉得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生怕被人看见眼里的湿意。
名单念完，有人欢喜有人愁。王建国又讲了几句鼓舞士气、注意安全的话，人群便渐渐散了。陆信拿着那张盖了红印的“派遣通知”，走回苏宁身边。
“三天后出发。”他把通知折好，塞进上衣口袋，声音平静。
“……嗯。”苏宁低低应了一声，喉咙发紧，说不出别的话。
回去的路上，两人一前一后，沉默得像两尊移动的雕像。秋风卷起落叶，在脚下打着旋儿，发出枯燥的沙沙声。
接下来的三天，像是被按了快进键。
陆信开始收拾行李。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几件打补丁的旧衣服，一双磨得快透底的解放鞋，那条硬邦邦的旧棉被，还有苏宁连夜赶工、用最厚实的粗布新做的一双布鞋和几双鞋垫。他把这些东西捆成一个不大的铺盖卷，又检查了一遍那把磨得雪亮的柴刀，用旧布条仔细缠好刀柄。
苏宁则像只过冬的松鼠，拼命地往家里囤积东西。她把晒干的豆角、萝卜干装进坛子，把仅有的那点细粮锁进柜子，又去代销点用积攒的工业券换了两包最便宜的经济烟，塞进陆信的行李里——她知道，在那样的工地上，烟有时能顶大用。
她还偷偷用系统积分，兑换了一小瓶效果更好的消炎药粉和几卷防水绷带（花了足足30积分，心疼得直抽抽），用油纸包了又包，趁陆信不注意，塞进了他棉被的夹层里。这是她唯一能为他做的、超越这个时代的事了。
第三天傍晚，陆信去了苏家一趟。回来时，天色已经擦黑，他脸色如常，只对苏宁说了句：“说清楚了。”
苏宁没问他是怎么“说清楚”的，但从他平静的语气里，能猜到大概不是温和的商量。她心里稍微安定了些。
最后一晚，破屋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苏宁做了一顿相对丰盛的晚饭，炒了鸡蛋，蒸了腊肉，甚至把留着过年的一点糯米也拿出来煮了饭。两人对坐着，却都没什么胃口，机械地咀嚼着，食不知味。
吃完饭，陆信拿出那包新烟，抽出一根点燃。辛辣的烟雾在冰冷的空气里弥漫开来。他靠在门框上，望着外面漆黑的夜色，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火星在黑暗中明灭不定。
苏宁默默地收拾着碗筷，水流声在寂静的屋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走了以后，”陆信忽然开口，声音被烟熏得有些哑，“队里要是有啥重活，你去找赵老憨，我跟他打过招呼，他会搭把手。”
赵老憨是队里出了名的老实人，力气大，心眼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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