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晨晨说，“但我觉得他应该被关起来。”
孩子的直觉敏锐得可怕。
那天晚上，小洁回来后，我把画给她看。她盯着那幅画，久久不语。
“晨晨开始理解了，”她最终说，“不是理解细节，而是理解‘有人做了坏事，应该被惩罚’这个基本概念。”
“你要告诉他吗？”
“等他再大一点。”小洁疲惫地揉着太阳穴，“王检察官建议，等案件有明确结果后，用他能理解的方式解释。现在说，只会让他困惑和害怕。”
但孩子已经感受到了气氛的变化。幼儿园老师打电话来，说晨晨最近在幼儿园变得安静，不再主动和小朋友玩，有时会发呆。
“可能是压力反应。”心理医生在视频咨询时说，“即使你不说，孩子也能感知到家庭氛围的变化。建议你每天至少抽出半小时，和他进行‘无目的陪伴’——不教育，不说教，只是在一起玩。”
小洁尝试了。但每天半小时，对已经超负荷运转的她来说，是奢侈的。更多时候，是她累得在陪晨晨看书时自己先睡着，醒来发现孩子已经给自己盖好了被子。
“我觉得自己是个糟糕的母亲。”一天深夜，小洁在电话里崩溃，“我把他带进这样的生活，现在又因为自己的选择，让他承受更多。”
“你让他看到了什么是勇气。”我说，“虽然他现在不懂，但将来会明白的。”
“如果他将来恨我呢？恨我举报了他的父亲？”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父母的选择，有时需要孩子用一生去理解和原谅——甚至无法原谅。
案件进展到第二个月，出现了转折。
林浩交代出了一个关键人物——当年操作的核心“技术顾问”，一个已经移居海外多年的前银行高管。这个人手里可能有更完整的资金流向记录。
“如果能找到他，追回资金的可能性会大很多。”王检察官告诉小洁，“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国际司法协助。”
这意味着，案件的结束遥遥无期。
更现实的问题是：小洁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晨晨的幼儿园学费、房租、日常开销、律师费（虽然王检察官帮她申请了部分法律援助，但有些费用仍需自理）……
“我在考虑卖一些东西。”小洁对我说，“我妈妈留给我的一些首饰，虽然不值太多钱。”
我看着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林浩被查封的资产里，有没有属于你的部分？比如，婚内财产？”
小洁愣住。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林浩的非法操作是在婚内进行的，那么用非法所得购买的资产，在追缴后若有剩余，可能需要重新划分婚内财产。但这需要复杂的法律程序和举证。
“我的律师提过，”小洁说，“但我说暂时不考虑。感觉像是在……趁火打劫。”
“那是你应得的。”我说，“至少是晨晨应得的。”
这个问题让小洁陷入了新的道德困境。一方面，她需要钱；另一方面，她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在利用举报来谋取利益。
就在她犹豫时，现实推了她一把。
晨晨生病了，急性肺炎，住院一周。医疗费、误工费、看护费……小洁的积蓄瞬间见底。她不得不向公司预支工资，向我借钱，甚至考虑接更多兼职。
“寒，我撑不住了。”在医院走廊，小洁红着眼睛说。晨晨在病房睡着，她才有片刻喘息。
“申请社会救助？或者……”我犹豫了一下，“和林浩谈谈？”
“谈什么？他现在自身难保。”
“但他也许有办法。毕竟，他是孩子的父亲。”
小洁最终没有去找林浩。但事情有了转机——王检察官了解到她的困境，主动帮她联系了被害人救助基金。因为小洁的举报可能帮助追回大量资金，基金会特批了一笔临时救助金，虽然不多，但足以渡过眼前难关。
“这笔钱需要还吗？”小洁问。
“如果最终追回资金，可能需要从你应得的部分扣除。”王检察官说，“但这可以解决你现在的困难。”
小洁接受了。这是她第一次接受“官方”的帮助，感觉复杂——既有感激，也有羞耻。
“接受帮助不丢人。”我对她说，“你帮助了别人（潜在的被害人），现在别人帮助你，这是循环。”
“我只是觉得，”她低声说，“我的人生怎么会变成这样？到处欠债，到处求人。”
“这不是你的错。”我说，但知道这句话苍白无力。在现实的重压下，对错的界限变得模糊，只剩下必须承担的重重。
那天晚上，小洁做了一个简短的梦。
她梦见自己在一条很长的队伍里排队，队伍前方是一个发食物的窗口。轮到她了，窗口里的人递出一个面包，但她手里没有盘子。面包掉在地上，沾了灰。她捡起来，拍掉灰，吃了。
醒来后，她解读这个梦：“我在接受帮助，但觉得不配。面包掉在地上，象征我觉得自己只配得到沾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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