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师傅的离去，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每个人心中激起的涟漪各不相同。对于全程参与抢救、目睹了生命最后时刻的周文瑾而言，这涟漪更是化作了深沉的漩涡，裹挟着复杂难言的情绪，反复冲击着她的职业认知与内心情感。
作为医生，她经历了太多次与死神的拔河。有成功挽回生命的喜悦，也有无力回天的挫败。但石师傅的离世，带给她的无力感尤为深切。那不是面对突发意外或罕见病症时的技术性无力，而是一种明知道结局可能注定、却依旧无法改变的沉痛。尘肺晚期合并消化道大出血，在那个年代的医疗条件下，即使用尽一切手段，也近乎回天乏术。看着生命在那具被过度透支的躯体里一点点流逝，自己所能做的却如此有限，这种痛苦，外人难以体会。
作为战友和朋友，她的悲痛同样真实。她想起石师傅憨厚的笑容，想起他偶尔来医院看小病时那副“没事人”的样子，想起丈夫林瀚章回家后常常提及的、这位老大哥如何在技术难题前力挽狂澜。这样一个鲜活、有价值、受人尊敬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怎能不令人痛惜？
然而，在悲伤与无力感渐渐沉淀之后，一种更为冷静、也更为迫切的思考，开始在周文瑾的心中清晰起来。石师傅绝非个例。他只是这片建设热土上，无数个默默奉献、悄然透支着健康甚至生命的建设者中，最先倒下、也最为令人瞩目的一个代表。
在她的诊室里，因长期接触粉尘而咳嗽不止的铸造工、锻工；因常年保持固定姿势或重复性劳动而患上严重腰肌劳损、关节变形的机床工、装配工；因在高温、噪音环境下工作而出现心血管问题、听力下降的炼钢工、铆工……这样的病人，几乎每天都在涌入。他们大多和石师傅一样，隐忍着身体的不适，直到实在无法坚持才来就医，而那时，往往已是积重难返。
他们为工厂、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却在不经意间，消耗了自身最宝贵的健康资本。工厂的产量指标、技术攻关任务被放在首位，而劳动者的健康保护，却往往因为条件所限、意识不足或迫于生产压力，被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个声音在周文瑾心底强烈地呼喊。石师傅的牺牲，不能仅仅换来一场追悼会和几声叹息。他的离去，应该唤醒些什么，改变些什么。
几天后，周文瑾郑重地敲开了医院院长办公室的门。院长是一位同样从部队转业下来的老医务工作者，作风干练，也对厂里职工的健康状况忧心忡忡。
“院长，我想和您谈谈关于职工，特别是一线老工人健康保障的问题。”周文瑾开门见山，语气平静却坚定。
院长示意她坐下：“小周医生，我知道你为石师傅的事很难过。有什么想法，你说。”
周文瑾将一份自己连夜整理的简单报告放在院长桌上。里面没有复杂的数据，更多的是她基于日常诊疗观察到的现象和思考。
“院长，石师傅的离世是个悲剧，但恐怕不是最后一个。”周文瑾的声音低沉而清晰，“我们医院不能总是等到工友们病重了、倒下了，才来被动地抢救。我们应该把工作做在前面！”
她条理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建议：
“第一，我认为应该立即推动建立全厂一线职工，特别是接触粉尘、高温、噪音、有毒有害工种工人的定期强制体检制度。不是现在这种走过场的简单检查，而是要有针对性的，比如肺功能检测、听力测试、关节检查等，建立健康档案，早期发现问题。”
“第二，必须大力开展职业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很多工友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厂里发放的口罩、耳塞等防护用品，使用率也不高。要让工友们自己明白，爱护身体不是为了偷懒，而是为了能更长久、更好地为国家做贡献。我们可以组织讲座，下车间宣传，印发简单的防护手册。”
“第三，建议医院向上级和厂党委反映，呼吁改善生产现场的劳动保护条件。比如加强车间的通风除尘设备，增设隔音降噪设施，改进工具减轻劳动强度等。这可能需要投入，但比起职工病倒造成的损失和医疗费用，是值得的。”
“第四，我们医护人员的思想也要转变。不能只坐在医院等病人，要主动走出去，定期到车间巡诊，提供简单的健康咨询和初步筛查，把预防的关口前移。”
院长认真地听着，手指不时敲击着桌面，显然被周文瑾的话触动了。他沉吟了片刻，说道：“小周，你说的问题很尖锐，也很现实。你的这些建议，都很好，切中要害。但是，推行起来难度不小啊。需要经费，需要厂里各方的支持和配合，甚至需要改变很多固有的观念和习惯。”
“我知道有难度。”周文瑾目光坚定，“但石师傅的离开告诉我们，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哪怕只能先做起来一点点，比如先从体检和宣传开始，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是在和疾病抢时间，是在为更多的‘石师傅’争取健康工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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