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的深秋，华夏大地笼罩在一种奇特的氛围里。
日军有条不紊地撤离，曾经炮火连天的战线陷入沉寂，
但这种寂静并非真正的和平，反而更像暴风雨前令人窒息的压抑。
前线观测哨的望远镜后方，无数双眼睛冷静地注视着敌人远去，枪口依旧低垂，未曾鸣响。
兰州统帅部的严令如山，不容任何主动出击，仿佛在践行一场无声的交易，用默许撤退换取国土的完整接收。
在这片沉寂之下，欲望与焦躁如同暗流，在各方势力内部汹涌奔腾。
遥远的东南亚雨林、中亚荒漠，昔日的地方军阀，
如今已摇身变为名目各异的“广厦安保”、“滇南矿业护卫兵团”、“西北垦殖武装运输大队”。
他们凭借东山体系提供的精良装备和后勤通道，在异国的土地上硬生生砍杀出自己的地盘。
李宗仁的“广厦安保”不仅在中南半岛北部站稳了脚跟，
更控制了几处富含锡矿和橡胶资源的区域，财富伴随着运输船队，源源不断地回流广西。
滇系的“护卫兵团”在缅北山区开辟的根据地，不仅提供了战略纵深，更带来了珍贵的玉石和木材收益。
这些昔日的将领，如今俨然成了海外领主，大口吃肉，大秤分金，好不快活。
这些消息通过隐秘的渠道传回国内，在重庆国民政府内部和各派系中，激起了难以平息的波澜和极度的眼红。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将领们看着地图上那些被“安保公司”标记的海外控制区，眼神复杂。
他们穿着笔挺的将官服，麾下仍有百万万精兵，却因兰州那套冰冷的《指导准则》被死死摁在国内，
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在海外开疆拓土，攫取巨大的资源和利益。
一种“肥肉近在眼前却无法下嘴”的憋屈感，弥漫在心头。
“凭什么他们能在外面吃香喝辣，我们就要在这里守着空盘子？”类似的抱怨在私下场合不绝于耳。
即便是国民党内部那些原本相对稳固的“山头”，也开始萌生异动。
有人暗中与海外的“同乡”部队联络，探寻绕过规则的可能性；
有人则开始抱怨蒋介石的“懦弱”，未能为中央军争取到同样的机会。
利益驱动的离心力，正在悄然侵蚀着看似统一的阵营。
与此同时，在延安的窑洞里和华北的根据地，气氛同样并不单纯。
抗战胜利的喜悦很快被未来的不确定性所冲淡。
基层的干部和士兵中，弥漫着一种渴望，他们亲眼见证了自身力量的成长，
迫切希望将这种力量转化为建设一个新国家的行动。
然而，高层内部对于未来的路径也存在分歧。
一部分人主张更积极地与重庆争夺战后领导权，甚至不惜提前摊牌；
另一部分则更倾向于审时度势，继续积蓄力量，尤其要看清楚兰州那位“柯先生”的真正意图。
理想与现实，激进与谨慎，在内部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所有的躁动、眼红、算计与理想，最终都指向了那个稳坐兰州，仿佛掌控着一切的身影——柯明义。
他像一座沉默的冰山，以绝对的实力压制着所有可能打破现状的企图。
对国民党方面任何试图触碰红线、私自向境外伸手的苗头，东山体系的回应是立刻收紧物资供应，
甚至在其防区周边举行针对性极强的军事演习，冰冷的钢铁洪流是最好的警告。
对延安内部某些过于激进的声音，他则通过高层渠道传递着克制的信息，强调“时机未到”。
他用无形的巨手，强行维持着国内这脆弱而诡异的平静，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就在国内各方势力心思浮动，柯明义强力维持着表面平静之际，
世界战场的天平却因日军主力的大规模转移而急剧倾斜。
近三百万从中国战场抽身而出的日军精锐，如同解除了束缚的饿狼，被迅速投送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战线。
这些饱经战火、装备得到补充的师团，战斗力远超盟军预期。
在澳大利亚，日军发起的新一轮攻势凌厉无比，缺乏准备的盟军防线多处被撕裂，关键岛屿接连失守。
在缅甸丛林，得到生力军加强的日军，向中国军阀们和英美联军发起了猛烈反扑，战况惨烈。
太平洋和印度洋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日本海军航母编队的活动愈发频繁。
受日军发力，牵制了更多的盟军兵力，轴心国其他部队也在其他各战场同时跟进发力。
盟军的防线几度濒临崩溃，局势岌岌可危。
求援的电报如同雪片般，再次越过重洋，密集地飞向重庆和兰州。
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的使节们，脸上写满了焦虑，他们不再只是请求，
几乎是带着哀恳的语气，催促中国尽快履行盟友义务，投入主力部队，挽救危局。
面对雪花般飞来的求援信和几乎一日三变的糟糕战报，柯明义的反应却依旧是不慌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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