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港的晨光透过船舱窗户，在餐厅的木质餐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连续几天，我和卡特先生总能在早餐时遇到汤姆——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刻意疏离，反而会主动端着餐盘坐到我们对面，开口总从“战争时的旧回忆”说起，却总在不经意间把话题往“行程”“目的地”上引。
这天早上，汤姆又坐在了我们对面，他用叉子拨弄着盘子里的煎蛋，状似随意地说：“乔，你和卡特先生这次去希拉古城，是打算做点生意？我听说那边最近有不少欧洲人在找古董，要是能找到几件像样的，可比打工强多了。”
我喝了口咖啡，心里清楚他在套话，故意装傻：“哪有什么生意可做，就是跟着卡特先生出来看看，我对希拉古城也不熟，只知道是个老地方。”卡特先生在一旁默默切着面包，没接话，却用眼角余光扫了汤姆一眼——那眼神里藏着警惕，像是在观察汤姆的反应。
汤姆笑了笑，指尖摩挲着咖啡杯的边缘，语气依旧随意：“也是，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不过我听说，有人在找‘巴比伦的花园遗迹’，还说找到能拿到一大笔钱，你们没听过这事儿吧？”他说这话时，眼睛盯着我，像是在等我露出破绽。
我心里一动，故意皱起眉：“巴比伦的花园？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花园？我只在书上看过，还以为是假的呢。”卡特先生这时才开口，语气平淡：“都是些无稽之谈，考古学界都没证实过，哪来的钱拿。”
汤姆碰了个软钉子，没再追问，转而聊起了战争时的琐事，说他战后在雅典打零工，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次去希拉古城是“赌一把”。我和卡特先生对视一眼，心里都有了数——他嘴里的“赌一把”，八成就是为了那笔丰厚的佣金，至于雇主是谁，他半句没提，只在说起“佣金够下半辈子花”时，眼里闪过一丝贪婪。
这样的相互试探持续了几天，我们没从汤姆嘴里套出更多信息，他也没从我们这儿得到关于空中花园的具体线索，倒是让彼此的警惕心都松了些——至少表面上，我们像是恢复了几分战争时的“战友情谊”。
变故发生在离开亚历山大港的前一天。那天中午，我和卡特先生在餐厅吃午饭，窗外的海风带着热浪吹进来，餐厅里的吊扇慢悠悠地转着，几个乘客靠在椅背上打盹。突然，餐厅的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瘦小的身影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差点撞到服务员手里的托盘。
那是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孩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沾满污渍的破外套，头发乱得像鸟窝，脸上还有几道黑乎乎的泪痕。他跑进来后，脚步没停，直冲冲地朝着我们这边跑来，然后“扑通”一声，在卡特先生脚边倒了下去，发出一阵微弱的咳嗽声。
“小心！”卡特先生赶紧放下刀叉，弯腰把孩子扶起来。孩子的脸苍白得吓人，嘴唇干裂，咳嗽时身子不住地发抖，看起来虚弱极了。“孩子，你没事吧？”卡特先生的声音放得很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孩子抬起头，一双大眼睛里满是恐惧和无助，用带着浓重雅典口音的英语小声说：“先生……我、我从雅典来，想去找在埃及的叔叔……我买了下等舱的票，可是我病了，想找个医生……”他说着，又咳嗽起来，身子晃了晃，像是随时会倒下。
卡特先生皱起眉，摸了摸孩子的额头，滚烫滚烫的。“你别急，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说着，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起来——孩子轻得像片羽毛，卡特先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显然是心疼这孩子。
我赶紧结了账，跟着卡特先生往他的船舱走。卡特先生的船舱在走廊尽头，里面放着我们的行李箱，还有那个装着黄金孔雀和七彩宝石的夹层包——黄金孔雀因为体积稍大，卡特先生特意放在了他枕头边的行李箱里，用几件厚衣服裹着，怕颠簸损坏。
到了船舱，卡特先生把孩子放在床上，又赶紧去找船上的医生。我坐在床边，看着孩子紧闭双眼，眉头皱着，像是在做噩梦，心里忍不住叹气——战争让太多孩子无家可归，这孩子能从雅典一路跑到埃及，不知道受了多少苦。
没过多久，卡特先生带着医生回来了。医生给孩子量了体温，又检查了喉咙，说只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感冒，开了点退烧药和消炎药，嘱咐我们多给孩子喝点水，让他好好休息。卡特先生点点头，送走医生后，又给孩子倒了杯温水，用勺子一点点喂他喝下去。
孩子喝了药，又睡了过去，呼吸渐渐平稳下来。卡特先生看着孩子，叹了口气：“这孩子太可怜了，我今晚就在你房间挤挤吧，让他好好睡一觉。”
我点点头，心里也没多想——毕竟只是个生病的孩子，谁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卡特先生的船舱离我的不远，我们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就往我的船舱走。我的船舱是个双人间，床是上下铺，我平时睡上铺，下铺一直空着，正好给卡特先生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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