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驶入亚历山大港海域时，海面上飘起了一层薄薄的晨雾。远处的灯塔在雾中若隐若现，发出“呜呜”的汽笛声，像是在为归港的船只指引方向。我趴在甲板的栏杆上，看着港口的轮廓一点点清晰——岸边的仓库堆着高高的木箱，英国士兵穿着卡其色军装，正站在码头边检查船只，当地的商贩则推着小车，在人群中穿梭叫卖，空气中混着海水的咸湿和香料的浓郁气息。
“终于到了。”卡特先生走到我身边，手里拎着我们的行李箱，“先找个旅馆住下，这三天正好可以看看亚历山大港的样子，也顺便盯着汤姆。”
我点点头，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汤姆的身影——他就走在我们前面不远处，依旧是那身黑色外套，光头在阳光下格外显眼。他手里只拎着一个小小的帆布包，脚步匆匆，没有回头，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像一个独行的影子，和船上那个偶尔还会点头的他相比，更显疏离。
“别多想，”卡特先生看出了我的失落，拍了拍我的肩膀，“战争能改变很多人，我见过不少战友，战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有的是因为伤，有的是因为心里的坎过不去。”
我想起在索姆河的战壕里，汤姆把最后一块巧克力塞给我的时候，他笑着说“乔，你还小，得多吃点”；想起他教我怎么用刺刀，怎么在炮火中找掩护；想起我们一起在战地医院养伤，他给我讲他家乡的农场，说战后要回去种小麦。可现在的他，眼神里没有了当初的热情，只剩下警惕和冷漠，像隔着一层厚厚的冰。
我们跟着人流下了船，在港口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旅馆的老板是个埃及人，叫穆罕默德，会说一点英语，热情地给我们介绍房间：“二楼有两个单间，都有窗户，能看到街上的风景，很安静。”卡特先生特意跟老板强调“要两个单独的房间”——他知道我有怪癖，从战争后就不能和别人同房睡，一看到身边有人，就会想起战壕里挤在一起的夜晚，想起那些在睡梦中再也没醒来的战友。在雅典的时候，他也特意给我们开了两个房间，这份细心，让我心里暖暖的。至于我的怪癖，很简单我是女人！
我的房间不大，墙壁是淡蓝色的，挂着一幅画着金字塔的油画，窗户下面放着一张木质书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桌子上，留下一块金色的光斑。我把行李箱放在墙角，拿出露易丝的信和那张地图，轻轻放在书桌上——地图上的楔形文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像是在诉说着古老的秘密。我摸了摸脖子上的银质钥匙，又想起了汤姆手里的那张地图，心里满是疑惑：他为什么要隐瞒？他去希拉古城到底是为了什么？
接下来的三天，我和卡特先生的生活很有规律。白天，我们会在亚历山大港的街头闲逛，看看这里的建筑——有白色的殖民时期洋房，有带着圆顶的清真寺，还有堆满货物的市集。卡特先生会给我讲这里的历史，说亚历山大港是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曾经是地中海的贸易中心，现在还能看到当年的灯塔遗址。我们还会去港口附近的咖啡馆，点一杯埃及咖啡，看着来往的人群，偶尔能看到汤姆的身影——他总是一个人，要么在码头边徘徊，要么在书店里翻看书籍，从不多停留，也不与人交流。
晚上，我们会去旅馆附近的一家小酒馆消磨时间。酒馆不大，木质的吧台，墙上挂着煤油灯，灯光昏黄，却很温暖。里面大多是当地人，有的在喝酒聊天，有的在玩纸牌，还有一个老人在角落里弹着乌德琴，琴声悠扬，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第三天晚上，我们刚走进酒馆，就听到了熟悉的英语——三个英国人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正聊得热火朝天。一个穿着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人，看起来像是个律师，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正说着埃及金字塔的秘密；他旁边的老人穿着一件羊毛外套，头发花白，戴着一顶软呢帽，应该是那个考古学教授，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偶尔会补充几句；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背着一个帆布包，是教授的学生，手里拿着一杯啤酒，听得很入迷。
“……我跟你们说，埃及的金字塔里肯定还有秘密，去年我在吉萨看到考古队挖出了一个石棺，里面的木乃伊保存得完好无损，”律师的声音很大，带着几分兴奋，“不过要说神秘，还是印度的泰姬陵，那爱情故事，啧啧，真是感人。”
“泰姬陵算什么，”教授放下笔记本，喝了一口咖啡，语气里带着学者的严谨，“要说古老，还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不过啊，依我看，那就是个传说，根本不存在。你想啊，把花园建在天上，还得有灌溉系统，巴比伦人再厉害，也不可能做到吧？”说完，他和律师、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和卡特先生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兴趣。卡特先生拉着我走过去，笑着说：“抱歉打扰了，我们刚才听到你们在聊空中花园，能不能加入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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