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可以让寒门子弟“走正路”进入仕途，限制世家大族垄断政权；而御史台、都察院、按察使制度，又通过外派、轮岗、监察等方式，对各地贵族施加制衡。
比如北宋时期的包拯作为监察御史，屡次弹劾权贵，包括皇帝宠臣都不放过。明代的杨士奇、于谦、海瑞等人，都是以平民之身，上弹权臣，下查地方，权贵看到都得避让三分。
这些制度设计，本身就是在法律体系中嵌入对“权贵天然不信任”的反应机制——不是不给你权，而是时时盯着你。
虽然“权大欺人”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但古代普通百姓也不是毫无诉权可言。尤其唐宋明清时期，县衙设有“鸣冤鼓”，官府设“直诉堂”，高层还有“言官台谏”，民间可以通过“告状信”“上书”“越级举报”等方式维护权益。
历史上有不少百姓告状成功的例子。例如清代有位农民告官侵地，被官府多次推脱后，最终写信给巡抚，巡抚亲派按察使查访，结果地方知府被罢免。再比如明代有老兵被贵族剥削工银，向兵部尚书写信申冤，最终追回工钱。
当然，不是每一起都能成功，但古代确实存在“底层告高层”的路径。这些不是神话，而是制度性的例外通道，保障法制的正义底线。
法律约束权贵，是体制必须，而非意外。古代中国不是没有法治，只是形式与现代不同。对贵族和上层的限制，从来不是“奢望”，而是王朝维稳的刚需。因为一旦权贵无法控制，必然尾大不掉、酿成割据、动摇社稷。
正因如此，历代法制里对“官大”有“严查”、“高位”有“重惩”、“皇亲”也不能越雷池一步，这些都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机制安排。
所以，不要再以为“法律只是约束百姓”的工具，历史上正因为“对上不留情”，才有那么多王朝得以延续几百年。真正的常识是：法律约束越多，政权越稳；特权越少，百姓越安。这，才是古代法制的本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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