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渐深，窗外的夜风轻轻拂过，带来一丝寒意。靖尧看着沉浸在书桌前的王至诚，知道他常常为了思考未来的选择而忘我地投入到字里行间。她轻轻走到他身后，心中不忍，悄悄为他披上那件厚重的大褂。
“大褂”柔软而温暖，王至诚感受到靖尧的关怀，心中一阵暖流。他转过身，轻声道：“谢谢你，靖尧。”
靖尧微微一笑，满心欣慰，随后悄悄回到床上，翻阅着上级的最新通知，心中默念着对未来的种种设想。
王至诚坐在书桌前，思考着爷爷寄来的信函，信中的内容让他感受到浓厚的期盼与重托。他提笔给爷爷写信：
敬爱的爷爷：
获悉您春节愉快，愚孙也就高兴。
关于去上海文学社团或杂志社任美术编辑的事，我已决定放弃。这并不是因为我畏惧他们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文化的破坏，而是我认为文化救国的范围不能仅限于文学或书画，而应该涉及更广泛的文化教育。
爷爷信中提及在济南成立国立山东大学，此乃幸事！虽日军从济南撤走后，山东省政府从泰安迁回济南，我认为山大校址选在青岛更为妥当。
私立青岛大学自1924年8月正式创立以来，高恩洪任校长，校董事会聘请众多学界名流为名誉董事。选用德国人在青岛建造的俾斯麦兵营作校址，学校发展迅速，成为青岛乃至山东的名校之一。
自1928年北伐军进抵山东后，学校因经费逐渐断绝而停办。幸好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国府完成“形式统一”，北伐结束，济南四省通衢。因此，选择山大新址可设在青岛，以少受战乱之苦。
省立山东大学和私立青岛大学创办国立青岛大学之日，将在山东大学历史上占有重要篇章。拭目以待……
王至诚叠好了信笺，总觉得应该向爷爷解释，于是提笔在背面写道：“恕孙不能前往青岛大学从教，孙在东北大学正筹备书画展，并邀请潘玉良等大家加盟，祖父若不能前来，寄一幅《兰亭序》参展最好。”
字迹在昏暗的灯光下逐渐成型，王至诚写完信，静静合上信纸，感受着夜的宁静与深邃，对未来的期盼愈加清晰。
靖尧从床上抬起头，看到王至诚认真写信的神情，心中默默为他祈祷。她清楚，这不仅仅是一封信，更是一个关于理想与责任的决策。这个寒冷的夜晚，伴随着爱与信念，未来的路逐渐明朗。
靖尧望着王至诚收拾完信件，整理枕头时，轻声说道：“至诚，到被窝里吧。李苦禅也来信了。”
王至诚回到靖尧身边，从她手里接过李苦禅的来信。李苦禅在信中提到：“经胡适介绍，顾颉刚、王钟麒为商务印书馆编写的初中本国史教科书——《本国史》，仅1929年发行量高达25万册，实乃中国教育一大幸事。然而，南京国府十七次国务会议决定，《本国史》由教育部查禁，通令全国不准采用。”
《本国史》一版再版，颇受教育界及学术界的欢迎，却突遭禁令。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代表的政府高官以影响中国人民团结为由，打击当时在学术界如日中天的顾颉刚，可能成为教育界、学术界的冤案。
王至诚读到一半，愤怒不已，忍不住说道：“这是戴季陶制造的祸，我不能容忍他们制造文字狱！”
戴季陶负责禁书的南京国府代表，认定《本国史》是一种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他在会议上慷慨激昂，声称：“中国之所以能团结为一个整体，是因为人民共信自己出于一个祖先。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精神文化上尤其是黄帝的存在，大家都相信的共同祖先。”
“如今顾颉刚竟然否定三皇五帝的存在，等于把全国人民的整体性解散了，不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这还了得！”
戴季陶还针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知名人士的讨论，扬言：“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这样的教科书，大量发行，就是犯罪，应该严办。”
于是，在教育界及学术界独树一帜的《本国史》，就此被禁。
王至诚在李苦禅的来信前，已从北京《新晨报》看到关于《国府严禁反动教材发行》的报道。《本国史》被禁，连顾颉刚本人也受到南京国府的弹劾。他不解地想，为什么如今接到李苦禅的鼓励，便提笔写了一段评论：
“闻之《本国史》及编着者顾颉刚的不幸，至诚非常气愤。”
“戴季陶的观点涉及到学术与教科书之间的界线的问题。历史教科书承担着培养学生民族意识的重要功能。顾颉刚将个人的学术观点写进教科书，至于他的这种观点是否有利于民族意识、民族共同体价值观，需要提出意见或建议修改完善，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潜在的危害，甚至夸大成犯罪，以此一棍子打死！”
“历史学家陈寅恪提到，坊间的教科书以夏曾佑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为最好，也没有说顾颉编写《本国史》是犯罪。胡适先生当初推荐顾颉刚写《本国史》，也是校订者的大人物，他对戴季陶的言行曾狠狠讽刺，如今又为何戴季陶就能将顾颉刚说成是犯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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