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盗贼，领头的叫李洪，在巩县西阙口以东烧杀抢掠，还和南方的各蛮族勾结。北魏都督李神轨、武卫将军费穆前去讨伐。费穆在阙口南打败了李洪，最终平定了这股盗贼。
葛荣攻打杜洛周，把杜洛周杀了，吞并了他的部众。
北魏灵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以来，她宠信的人掌权，政事松弛，威望和恩德都树立不起来，盗贼像蜜蜂一样到处兴起，国家领土越来越小。北魏肃宗年纪逐渐长大，太后自己知道所作所为不检点，担心身边的人告诉肃宗，凡是肃宗信任喜爱的人，太后就找个理由把他们弄走，极力蒙蔽肃宗，不让他知道外面的事情。通直散骑常侍昌黎人谷士恢很受肃宗宠爱，肃宗让他统领身边的侍卫。太后多次暗示他，想让他去当州官，谷士恢贪恋肃宗的宠信，不愿意去外地，太后就诬陷他有罪，把他杀了。有个叫蜜多的和尚，会说胡语，肃宗经常把他带在身边，太后派人在城南把他杀了，却假装悬赏捉拿凶手。从此母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内核解读】
大通二年的历史，如同北魏王朝的“临终诊断书”：军事溃败、政治腐朽、母子反目交织上演，最终将这个曾经雄踞北方的帝国推向崩溃边缘。而梁朝虽隔岸观火，却始终未能抓住机遇，南北格局在“北魏加速坠落、梁朝停滞不前”的失衡中，酝酿着更剧烈的动荡。
北魏的“全域溃败”：从孤城坚守到体系崩塌
杨津守定州的三年，是北魏地方官员最后的抗争缩影，却也成为王朝无力回天的注脚。这位北道行台“蓄薪粮，治器械”，在鲜于修礼、杜洛周的轮番围攻下坚守孤城，甚至以铁券招抚贼党，拒绝“尽杀北人”的毒计，展现出乱世中罕见的仁心与韧性。但当葛荣取代修礼、柔然援军因“贼塞隘口”折返时，定州的陷落便成必然——长史李裔“引贼入”的背叛，印证了北魏官僚体系的彻底瓦解：连最核心的守城者都已离心，所谓“抵抗”不过是徒劳的挣扎。
与定州陷落相呼应的，是萧宝寅在关中的败亡。这位“齐明帝子”从叛乱到奔逃万俟丑奴，前后不过数月。其部将侯终德的“临阵倒戈”，暴露了叛军内部的脆弱；而长孙稚采纳杨侃“北取蒲阪、直捣腹心”的战略，通过“举烽惑敌”瓦解薛修义、薛凤贤的围困，最终收复潼关，则反衬出北魏并非无将可用，而是中枢决策的混乱消耗了最后的战斗力。
最具象征意义的是长孙稚关于盐池税的上表。他尖锐指出：盐税“一年准绢不减三十万匹”，是支撑朝廷的命脉，废除盐税无异于“自断臂膀”。这份奏疏揭示了北魏的致命困境：财政枯竭已到“租征六年之粟，调折来岁之资”的地步，却仍有决策者因短视而动摇根本。当一个政权连“盐池税”这样的生存底线都要放弃时，其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胡太后的“饮鸩止渴”：母子反目与政治伦理的破产
北魏的崩塌，从来不只是军事问题，更是宫廷政治的彻底溃烂。胡太后“再临朝以来”，以“嬖幸用事”取代制度治理，用“威恩不立”消解朝廷权威，最终将矛盾集中于与魏肃宗的母子关系上。
为掩盖“所为不谨”，胡太后对肃宗“所爱信者”必除之而后快：谷士恢因“怀宠不愿出外”被诬杀，蜜多道人因“能胡语”为帝所信而遭暗杀，甚至不惜“诈悬赏购贼”来掩盖真相。这种“壅蔽视听”的统治术，本质是将个人权欲置于王朝安危之上——她害怕儿子知晓外事，并非担忧“帝纲独断”，而是恐惧自身秽行暴露。
母子嫌隙的深化，标志着北魏政治伦理的彻底破产。传统皇权体系中，“母子同心”是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柱，而胡太后的所作所为，却将“母子”异化为“敌我”。当最高权力核心充满猜忌与杀戮，地方官员的坚守（如杨津）、将领的苦战（如长孙稚）便失去了意义——中枢已烂，末梢再强也无法挽救整体的溃败。葛荣杀杜洛周并其众、势力愈发壮大，正是利用了北魏“内斗无暇外顾”的空窗期，这也印证了“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的真理。
乱世中的“微光与困局”：个体选择与历史惯性
在普遍的黑暗中，仍有少数个体的选择闪烁着微光：
--杨津的“仁”：拒绝“尽杀北人”的建议，以“收内子城而不杀”赢得人心。这种超越族群隔阂的治理智慧，本可成为北魏整合力量的关键，却因朝廷的无能而沦为孤城绝唱；
--杨侃的“智”：以“举烽惑敌”瓦解叛军，用心理战取代蛮力对抗，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但这样的人才，却需依附长孙稚才能施展，反映出北魏“人才被体制压制”的困境；
--长孙稚的“勇”：不仅敢于违逆“废盐池税”的乱命，更能在危局中采纳奇谋，收复失地。他的努力虽延缓了崩溃，却无法改变“中枢昏聩”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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