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殷浩驻扎在泗口，派河南太守戴施占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遯占据仓垣。殷浩因为要打仗，就把太学的学生都遣散了，学校从此就荒废了。
冬天十月，谢尚派冠军将军王侠攻打许昌，把许昌打下来了。秦国的豫州刺史杨群退兵驻扎到弘农。朝廷征召谢尚为给事中，驻守石头城。
丁卯这天，燕国的慕容俊回到蓟城。
以前赵国那些手握重兵占据州郡的将领，各自派使者向燕国投降；燕国的慕容俊任命王擢为益州刺史，夔逸为秦州刺史，张平为并州刺史，李历为兖州刺史，高昌为安西将军，刘宁为车骑将军。
慕容恪驻扎在安平，储备粮草，制造攻城器械，准备去讨伐王午。丙戌这天，中山的苏林在无极起兵，自称天子；慕容恪从鲁口回来讨伐苏林。闰月戊子这天，燕国的慕容俊派广威将军慕舆根帮助慕容恪攻打苏林，把苏林杀了。王午被他的将领秦兴杀了。吕护又杀了秦兴，再次自称安国王。
燕国的大臣们一起给慕容俊上尊号，慕容俊答应了。十一月丁卯这天，开始设置各种官职，任命国相封弈为太尉，左长史阳骛为尚书令，右司马皇甫真为尚书左仆射，典书令张悕为右仆射；其他文武官员，也都分别授予不同官职。戊辰这天，慕容俊登上皇帝位，宣布大赦天下。他自以为得到了传国玉玺，就改年号为元玺。追尊武宣王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为太祖文明皇帝。这时候东晋的使者正好到了燕国，慕容俊对使者说：“你回去告诉你们天子：我是因为别人不行，才被中原地区推举，现在已经称帝了！”他把司州改为中州，在龙都建立留台，任命玄菟太守乙逸为尚书，专门负责留台事务。
秦国丞相苻雄在陇西攻打王擢，王擢逃到凉州，苻雄退兵驻扎在陇东。张重华任命王擢为征虏将军、秦州刺史，特别宠信优待他。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十六国时期中原大地的混乱与挣扎，政治博弈的残酷、人性的脆弱与权力的诱惑在字里行间交织，勾勒出一幅王朝更迭中的社会全景图。
生存绝境下的人性拷问
邺城大饥荒“人相食”的记载，撕开了乱世最残酷的面纱。曾经的宫廷侍从沦为食物，这种极端场景不仅是对物质匮乏的控诉，更暴露了秩序崩塌后人性的异化。在生存本能面前，伦理道德失去了约束力，所谓的尊卑等级在饥饿面前荡然无存。蒋干的请降与犹豫，本质上是在绝境中对“生存希望”的计算——降燕能否换来生机？东晋是否真能救援？这种挣扎背后，是整个邺城百姓的命运抉择。
而慕容儁将大旱蝗灾归咎于冉闵“作祟”，并追谥其为“悼武天王”的举动，极具讽刺意味。这既体现了古代统治者对自然现象的迷信解读，也暗含政治权谋——通过祭祀“仇敌”平息民怨、巩固统治合法性，将天灾的责任转移给“亡魂”，暴露了权力游戏中荒诞的逻辑。
传国玺：权力合法性的象征博弈
传国玺的争夺堪称这段历史的“重头戏”，它的流转轨迹清晰展现了各方势力的心理博弈。戴施以“救兵粮饷”为诱饵骗取玉玺，蒋干在绝望中选择相信，本质上是对“正统”的最后寄托——他们试图通过将玉玺交付东晋，换取生存的政治资本。而戴施“阴令怀玺送于枋头”的操作，则凸显了东晋政权在乱世中的投机心态：不全力救援，却优先抢夺象征权力的信物。
慕容儁“诈云董氏得传国玺献之”的行为更耐人寻味。明知玉玺已入东晋，却编造谎言给自己“加戏”，并借此改元称帝，说明在分裂时代，“正统性叙事”比实际拥有信物更重要。权力合法性的构建，往往依赖于这类精心设计的政治神话，哪怕漏洞百出，仍能成为统治的精神支柱。
军事溃败背后的战略困局
东晋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暴露了其北伐战略的致命缺陷。谢尚、姚襄在颍水之战惨败，死者万五千人，直接反映了东晋军队战斗力的薄弱与指挥失当。殷浩不顾王羲之劝阻坚持北伐，最终“军破于外，资竭于内”，印证了王羲之“疲竭根本”的担忧——偏安江南的东晋，根本无力支撑大规模的北伐战争，强行用兵只会加速自身崩溃。
王羲之的两封书信堪称乱世清醒剂。他提出“还保长江，督将各处复旧镇”“省其赋役，与民更始”的主张，直指东晋的核心问题：不顾国力盲目追求武功，只会陷入“土崩之势”。但殷浩与会稽王昱的“不从”，则体现了门阀政治的短视——掌权者为了虚名与派系利益，宁愿牺牲民生根本，这种战略短视最终让东晋错失了休养生息的机会。
更令人痛心的是“罢遣太学生徒，学校由此遂废”的记载。在军事压力下，文化教育首先被抛弃，反映了乱世中“重武轻文”的畸形逻辑。当一个政权将生存希望完全寄托于武力，而放弃文化传承与制度建设时，其衰亡的命运早已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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