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濬进入建业的第二天，王浑才渡过长江。王浑因为王濬不等他到，就先接受了孙皓的投降，心里又羞愧又生气，打算攻打王濬。何攀劝王濬把孙皓送给王浑，这事才算了结。何恽因为王浑和王濬争功，就给周浚写了封信说：“《尚书》推崇谦让，《易经》赞美谦虚的美德。之前打败张悌，吴国人就没了士气，龙骧将军（王濬）趁机拿下了他们的地盘。论前后过程，其实是我们的军队行动迟缓，错过了机会，没赶上立功，现在却要和人家争功。人家肯定不会忍气吞声，这样下去，不仅会破坏和谐的气氛，还会显得咱们特别小气，争强好胜，这可不是明智之举啊，我可不赞同这样。”周浚收到信，马上劝王浑别争了。王浑不听，还上奏表说王濬违抗诏书，不接受指挥，给王濬捏造了一堆罪名。王浑的儿子王济，娶了常山公主，家族势力强大。有关部门上奏请求用囚车把王濬押回来治罪，皇帝没答应，只是下诏书责备王濬不服从王浑的命令，违反制度，贪图私利。王濬上书为自己辩解：“之前接到诏书，让我直接去秣陵，又让我接受太尉贾充的指挥。我在十五日到达三山，看到王浑的军队在北岸，他派人送信邀请我过去。我的水军借着风势，顺势直接开往贼城，没办法调转船头去见王浑。我在中午到达秣陵，傍晚才收到王浑下达的应该接受他指挥的命令，还让我第二天（十六日）把所有军队都带回去包围石头城，又索要蜀国士兵和镇南各军的人员名单。我觉得孙皓都已经投降了，没必要再白白包围石头城。而且，士兵的名单也没办法一下子就整理好，这些都不是当下着急的事，所以我没照做，真不是我故意忽视诏令啊。孙皓已经众叛亲离，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不过是像麻雀老鼠一样贪生怕死，苟且求活罢了。可江北的各路军队不知道实际情况，不早点把他抓住，这是他们自己犯的小失误。我一到就抓住了孙皓，结果他们反倒埋怨我，还说：‘守着敌人一百天，却让别人得了功劳。’我觉得，侍奉君主，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应该不顾生死。要是因为怕担嫌疑就逃避责任，这是臣子为了自己的私利，可不是英明君主和国家的福气啊。”
王浑又把周浚的信呈上去，信里说：“王濬的军队得到了吴国的宝物。”还说“王濬的牙门将李高放火烧了孙皓的宫殿。”王濬又上奏表说：“我势单力薄，孤立无援，这下可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大家族。冒犯皇上，这罪还有救；可要是得罪了权贵大臣，那灾祸可就难以预料了。伪郎将孔摅说：去年二月武昌失守，水军开到的时候，孙皓巡视石头城回来，身边的人都拿着刀大喊：‘一定要为陛下拼死一战！’孙皓特别高兴，觉得肯定能行，就把金银财宝都拿出来赏赐给他们。这些小人没个样子，拿到东西就跑了。孙皓害怕了，才打算投降。投降的使者刚走，身边的人就开始抢夺财物，霸占妻妾，还放火烧宫殿。孙皓吓得东躲西藏，就怕丢了性命。我到了之后，派参军带人去把火扑灭了。周浚先进入孙皓的宫殿，王浑又先登上孙皓的船，我进去查看的时候，都在他们之后。孙皓的宫殿里，连个坐的席子都没有，要是有什么遗留的宝物，那肯定是周浚和王浑先得到了。他们还说我聚集蜀国人，不及时送孙皓过去，想谋反。又怕吴国人闹事，就说我要把他们都杀了，抓走他们的妻子儿女，就盼着吴国人造反，好发泄他们的私愤。连谋反这么严重的罪名都能加到我头上，其他的诋毁污蔑，也就不奇怪了。今年平定吴国，本来是件大喜事，可对我来说，反倒招来一堆麻烦。”
王濬到了京城，有关部门上奏说王濬违抗诏书，犯了大不敬的罪，请求交给廷尉治罪，皇帝没答应。又上奏说王濬在大赦之后还烧了一百三十五艘贼船，要把他交给廷尉审问，皇帝也没同意。
【内核解读】
西晋灭吴之战，作为三国时代的落幕之战，不仅标志着近百年分裂局面的终结，更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关于战略决策、权力博弈与治国智慧的深刻启示。这段史料以简练而生动的笔触，勾勒出战争收官、战后处置及内部矛盾的全景，字里行间充满值得深思的历史细节。
军事胜利：战略执行力与战场决断的双重考验
晋军灭吴的军事进程，堪称多路协同作战的经典案例。王浑、王濬、司马伷三路大军兵临吴境，形成合围之势，直接动摇了吴国的抵抗意志。吴司徒何植、建威将军孙晏的率先投降，恰似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推力，揭示出吴国内部早已分崩离析的现实。孙皓分遣使者向各路晋军请降的举动，看似是缓兵之计，实则暴露了其穷途末路的绝望——试图通过引发晋军内部矛盾寻找生机，却恰恰反衬出吴国已无任何战略反击能力。
王濬"风利，不得泊也"的经典回应，尽显战场决断的魄力。他率领八万水军方舟百里、鼓噪入石头城的场景，不仅是军事行动的高潮，更成为终结三国时代的标志性画面。孙皓"面缚舆榇"的投降仪式，虽充满象征意义，却真实宣告了东吴政权的覆灭。而"克州四，郡四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兵二十三万"的战果统计，更以数据印证了这场胜利的决定性意义——西晋不仅占领了土地，更完整接收了吴国的人口与军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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