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十月，魏王曹操到达洛阳。
陆浑的百姓孙狼等人发动叛乱，杀了县主簿，向南归附关羽。关羽给孙狼授印，还给他兵马，让他回去继续侵扰，从许都往南，很多地方都遥相呼应关羽，关羽的威名震动了整个中原。魏王曹操商议要把许都迁走，以避开关羽的锋芒，丞相军司马司马懿、西曹属蒋济对曹操说：“于禁等人被水淹没，并不是作战的失误，对国家的大计也没什么太大损害。刘备和孙权，表面亲近，实则疏远，关羽要是得志，孙权肯定不愿意。可以派人劝说孙权偷袭关羽后方，答应把江南的土地封给孙权，这样樊城之围自然就解除了。”曹操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评论
这段史料聚焦于东汉末年襄樊之战前后的历史片段，字里行间展现出三国乱世中军事较量、政治权谋与人性抉择的复杂图景，其中诸多人物的命运转折与战略博弈，至今仍引人深思。
襄樊之战：天时、地利与人性的交锋
关羽北伐襄樊无疑是这段历史的核心事件，其进程充满了戏剧性的起伏。战前，扬州刺史温恢的预判精准揭示了曹魏集团的战略隐患——相较于淮南的孙权，孤军在外的曹仁更易成为关羽的目标。这一判断不仅体现了温恢的战略眼光，更暗示了曹魏在荆州方向防御的薄弱性。
八月的大霖雨成为战局的关键转折点。汉水暴涨导致于禁七军尽没，这场天灾放大了战争中的偶然性因素。于禁与庞德的对比在此刻尤为鲜明：跟随曹操三十年的于禁选择投降，而“立义将军”庞德却宁死不屈。曹操那句“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处难，反不及庞德邪！”的感叹，道尽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复杂难测。于禁的投降或许有无奈之处，但在忠义为上的传统价值观中，他的行为注定被钉在耻辱柱上；庞德的刚烈则成为乱世中坚守气节的象征，其“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的呐喊，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
樊城保卫战中，满宠的战略坚持至关重要。他敏锐地指出关羽的软肋——后方不稳，若曹仁撤退则“洪河以南非复国家有也”。这种对局势的深刻洞察，让曹仁最终选择坚守，为后续战局变化保留了可能。而关羽此时“威震华夏”的态势，虽达到其军事生涯的巅峰，却也暗藏危机——战线过长、后方空虚，为孙权偷袭埋下伏笔。
政治暗流：曹魏集团的内部动荡
襄樊之战的外部压力，也激化了曹魏集团的内部矛盾。魏讽谋反案与杨修之死，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曹操晚年权力继承的激烈斗争与集团内部的紧张氛围。
魏讽“倾动邺都”的影响力引发的谋反事件，牵连数千人，连相国钟繇都被免官，这揭示了曹魏统治核心区域的不稳定因素。在战乱年代，人心浮动，即便如邺城这样的政治中心，也潜藏着颠覆势力，这对曹魏的统治根基构成了严重威胁。
杨修之死则是权力继承斗争的直接牺牲品。他作为曹植的支持者，多次为曹植出谋划策，甚至“豫作答教”揣摩曹操心意，这种行为既触犯了曹操的权威，也卷入了储位之争的漩涡。曹操杀杨修，既是对其“漏泄言教、交关诸侯”的惩罚，也是为曹丕顺利继位扫清障碍。从“载废簏藏吴质”到“载绢入府”的细节博弈，可见储位之争的暗流汹涌，而杨修的悲剧，本质上是封建皇权继承制度下的必然牺牲品。
战略智慧：危机中的决策艺术
面对内外危机，曹魏集团的决策层展现出不同的应对智慧。杜袭劝谏曹操放弃攻打许攸的案例，生动体现了权衡轻重的战略思维。杜袭以“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为喻，指出在“豺狼当路”（指关羽等强敌）的情况下，不应“避强攻弱”，这种着眼全局的考量，最终说服了盛怒中的曹操，避免了战略资源的浪费。
司马懿和蒋济提出的联吴抗关策略，则成为扭转襄樊战局的关键。他们准确把握了孙刘联盟“外亲内疏”的本质，利用孙权对关羽得志的忌惮，以“割江南封权”为诱饵，促成孙曹暂时联手。这种外交手腕，展现了顶级谋士对各方利益的精准拿捏，也印证了“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的政治法则。这一决策不仅解了樊城之围，更引发了后续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的连锁反应，深刻影响了三国格局的走向。
历史启示：乱世中的生存逻辑
这段历史片段揭示了乱世生存的多重法则：军事上，天时地利的运用与后勤保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于禁七军因水而没的教训尤为深刻；政治上，内部团结与权力平衡是集团稳定的基石，曹魏的储位之争与内部清洗虽暂时稳定了统治，却也消耗了自身实力；人性上，忠诚与背叛、坚守与妥协在生死关头的抉择，构成了历史最鲜活的注脚。
关羽的兴衰尤其令人唏嘘——他凭借勇武一度威震华夏，却因骄傲轻敌、后方不稳而功败垂成；曹操在危机中展现出的知人不明（对于禁的误判）与善于纳谏（接受杜袭、司马懿建议）并存的复杂性格，也使其形象更加立体。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轨迹，不仅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三国画卷，更为后世提供了关于战略、人性与权力的深刻启示。
总的来说，这段史料以襄樊之战为核心，串联起军事冲突、政治斗争与人性抉择，展现了三国时期风云变幻的历史图景。其中蕴含的战略智慧、政治权谋与人性光辉，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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