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场惊心动魄的以暴制暴大战中，徐剑飞率领着他的侦查连，还要特战队兄弟们，最终迫使鬼子高层低头，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冈村宁次低头后，徐剑飞宣布以暴制暴行动结束，带领着胜利的队伍，一路乘坐火车，顺利地入关。
令人惊讶的是，关东军对于这支公然乘坐火车的队伍，竟然选择了视而不见，仿佛他们是瘟神一般，只希望他们能尽快离开东北地区，越快越好。
鬼子就是这样欺软怕硬，只有你抡起大棒打疼他们，他们才能承认你是他们的祖宗，才能做你的孝子贤孙。
徐剑飞和他的队员们，终于回到了他们久违的大别山。
当他们抵达时，受到了当地百姓们万人空巷，迎接英雄的归来。百姓们对他的拥戴之情溢于言表，而徐剑飞则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
徐剑飞之所以如此淡定，是因为他心中坚信自己的功绩。
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他带领着侦查连消灭了多达一万五千多名小鬼子，虽然这些敌人大多是平民，但这仍然是一场辉煌的大胜。
这场胜利不仅震慑了敌人的胆量，更让鬼子的高层不得不低头，对他们有所顾忌。
为此，徐剑飞厚颜无耻地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这一点毋庸置疑。
时间来到了 1939 年，大别山的冬天悄然降临。然而，与寒冷的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鄂豫皖大别山根据地正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
这里的人们充满活力，积极投身于各项建设和斗争之中，为抗击日寇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但鄂豫皖的行署在蓬勃的发展，现在武汉的鬼子却一时也拿他没有办法。
因为武汉会战后，日军成功进占武汉，但此时日军已处于过度延伸状态，其多数常备与A级后备师团，均已投入前线，犹未能摧毁我军主力，且虽然中国精华区业已损失大半，重庆当局仍死活不接受日本的和谈条件，日本发现他们陷入了他们一直想避免的持久战消耗战深渊。
日军此时的选择是停下来，一面巩固占领区，一面采取局部攻势，以施加压力于国民政府，冀望国民政府同意和谈。
这种策略基本上只是重弹南京攻陷后的老调，可情况对日军却更恶劣，日本人的谈判筹码更少了，光头的谈判筹码更足了。
随着占领区大了至少一倍，日军既缺乏实力全面控制占领区，又缺乏足够的预备队。如果说在一九三七年底日军采用这种策略是明智的话，两年后的今天再重启此一想法就是愚蠢之至。
战略定下来之后，1939年底日军开始进行兵力重整。
即以大量新编成的独立旅团与B级后备师团开入中国，同原本投入战场的常备师团及A级后备（特设）师团进行换防。
换防出来的部队，或开回国内解除动员，或转调关东军对抗俄国的威胁。
至1940年初，日军在华（除东北）共部署达24个师团，21个独立混成旅团，与两个骑兵旅团，地面部队总数将近80万人。
这兵力数字非常庞大，驻军开销也令日本政府颇感压力。
可是占领区太过广大了，以致日军虽将驻军化整为零，驻防于大量的班、排级据点，以求控制占领区。
最终甚至于一个师团，只能保持一个大队的机动兵力，可对占领区的控制成效仍旧不怎么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共双方的敌后游击军不但活得好好的，还有心情互相"磨擦"了。
除了力求控制占领区以外，日军还希望以局部攻势消耗中方实力。
由于中央嫡系精锐，多部署于西南充当预备队，或是布置于武汉四周俟机反攻武汉。
因此，日军决定将局部攻势的重心，放在对我第五、第九战区的防区，以逐次打击中央嫡系单位为第一要务。
于是，当各军都在忙着调防，且多以旅团取代师团的情况下，占领武汉的第11军仍控制了7个师团又3个旅团的庞大兵力，负起连续进行局部攻势的任务。
这次日军已经将华中派遣军，将第十一军军部搬迁到了武汉，
第十一军：司令为冈村宁次中将，辖第 6 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第 101 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第 106 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重建）、第 27 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第 9 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和波田支队、野战重炮第 6 旅团及直属部队等。
航空兵团中的，第 1、第 3、第 4 飞行团，及直属部队、地勤部队等。
但同时，占领区的扩大导致兵力分散，需要分兵守卫交通线和城市，进一步加剧了兵力短缺。
日本大本营被迫调整战略，从 “速战速决” 转为 “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企图通过政治诱降和经济掠夺，来瓦解中国抗战。
而在中国方面，1938 年 5 月，教员公开发表了《论持久战》，这篇文章犹如一道闪电划破黑暗的夜空，照亮了中国抗战的道路。它明确指出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是一个无法被破解的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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