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流与星火：新户籍阴影下的沦陷区
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压在平城的城楼上，将七月的暑气闷在街巷深处。日伪政权的“新民会”告示像一张张油腻的膏药，贴着“强化治安”“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标语，在斑驳的墙面上格外刺眼。但比这些标语更让人心头发紧的，是最近在茶馆、米铺、胡同口悄悄蔓延的传言——日本人要推行“新户籍制度”了。
“听说了吗？这次要查三代，连祖宗八辈在哪儿埋着都得报上去。”王记油坊的伙计阿福压低声音，往柜台前凑了凑，手里的油提子还在滴着金黄的豆油，“还说要按‘良民等级’发牌子，等级低的连粮店买米都得看日本人脸色。”
围在柜台边打油的几个百姓交换着眼色，脸上没了往日的抱怨，只剩下一种被巨石压着的沉闷。住在西巷的张大爷嘬着旱烟，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哄鬼呢。前儿个保长挨家挨户敲门，说‘皇军’要搞‘精密户籍’，让各家把户口簿、地契、甚至针头线脑的来路都记清楚，三天内交到区公所。交不上的，按‘通匪’论处。”
“通匪”两个字像冰锥，让空气瞬间冷了下来。去年冬天，东街的李木匠就是因为没及时交上户籍登记表格，被日伪军拖到宪兵队打了个半死，出来后一条腿就废了。但此刻，恐惧依旧在眼底打转，却少了几分以往的慌乱。不知从何时起，一种隐秘的变化在人群中滋生——就像压在石缝下的草芽，被踩得越狠，越想着往有光的地方钻。
夜里，平城中学废弃的西厢房里，煤油灯的光晕被窗纸小心地糊住，只漏出一点昏黄的亮。地下党员老陈正在擦拭一把缴获的日式手枪，枪身的冷光映着他饱经风霜的脸。对面坐着的是纺织厂的女工刘桂兰，她刚从纱厂下班，头上还沾着棉絮，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纸条。
“传言是从‘新民会’那帮汉奸嘴里先放出来的，”刘桂兰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却很清晰，“他们在厂里开会，说新制度要‘科学化管理’，每家每户都要装‘身份芯片’，还说这是‘大东亚共荣’的新举措。好多姐妹一开始吓得直哭，但想起上次咱们烧了户籍科的档案，又偷偷把假名字报上去，日本人也没奈何，胆子就壮了些。”
老陈点点头，把子弹一颗颗压进弹匣：“这是鬼子的老把戏了，先造恐慌，再逼咱们就范。上次咱们联合游击队端了三个登记处，他们的户籍统制断了根，现在想玩‘新花样’吓唬人。根据地那边传来消息，说鬼子可能想结合西洋的指纹登记和他们自己的‘国民手账’，搞更严密的控制，说不定还想借此搜捕咱们的人。”
“那咱们咋办？”角落里的年轻学生小王攥紧了拳头，他是上个月刚加入地下小组的，“总不能等着他们来捆人吧？”
“当然不能等。”老陈把枪插回腰间，走到墙边挂着的平城地图前，“根据地的指示是：第一，戳破谣言，让老百姓知道鬼子的阴谋；第二，组织‘软对抗’，拖慢他们的登记进度；第三，准备后手，一旦他们动真格，咱们就按计划里应外合，再给他们来一下子。”
他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停在城东区公所的位置：“桂兰，你负责纺织厂和周边的居民区，把传单发下去，告诉大家鬼子的‘新户籍’就是变着法儿抢粮食、抓壮丁，让大家记准了：报假信息、拖时间、藏起来，就是不给他们说实话。小王，你和几个学生娃负责学校和书店，用粉笔在墙上写标语，在课本里夹小字条，把‘不配合就是抗日’的道理传开去。”
“那您呢？”刘桂兰问。
“我去联系城外的游击队，”老陈的眼神变得锐利，“鬼子要是敢借登记抓人，咱们就在他们动手那天，把区公所的新档案再烧一次。”
三天后，区公所门前果然排起了长队。日伪军荷枪实弹地站在门口，狼狗吐着舌头在人群里窜来窜去。保长拿着花名册，扯着嗓子喊：“下一个！王富贵！把户口簿、地契、还有家里几口人、几只鸡都报清楚！”
一个穿着打补丁短衫的汉子走上前，手里的户口簿边角都磨烂了。保长接过来翻了翻，突然瞪起眼睛：“王富贵？你去年登记的时候不是叫王老五吗？怎么又改名字了？”
汉子挠了挠头，一脸“憨厚”：“保长您记性好，去年那是小名，这是大号。家里人口？嗨，爹娘早没了，就我和我媳妇，还有……还有三只老母鸡，前两天刚被‘皇军’的巡逻队借走两只，现在就剩一只了。”
“混蛋！”旁边的日本兵听懂了“借走”的意思，举起枪托就想砸，却被保长拦住了。保长知道这时候闹僵了，登记更没法办，只能憋着气骂：“老实点！再胡说八道抓你去宪兵队！”
汉子低着头，嘴角却不易察觉地抿了一下。他身后的人群里，有人轻轻咳嗽了几声，那是地下党约定好的信号——“按计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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